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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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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联合早报
发布时间：20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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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阳光，炎炎热热。
2011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到深圳华侨博物院，参加陈笃生家族捐赠族谱仪式，展场主题是陈笃生家族，陈列品多是旧照片或报刊，也有一些新旧出版物。
突然，在说明陈武烈是同盟会员的一面图板前，我发现展出一本陈旧的硬皮书册，以烫金铅字印有书名“《星洲同盟会录》”，下有数行烫金小字是：“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惠存，林义顺敬赠，1928 SEPT”。
原来这是1928年9月林义顺亲自赠送给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收藏的一本《星洲同盟会录》！
林义顺竟然还有这么一本《星洲同盟会录》存世，过去海内外有关论著中，似乎从未见有人提及！
同时在场的本地文史研究者吕世聪，和我一起看见这本“没人知道”的第一手史料突然如此不经意的“出土”，大家都很高兴。
当时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图书馆馆长萧德洪及该馆副研究员林振锋都在场，向他们请教，才知道这本书，是厦大图书馆的珍藏本，为当年林义顺亲赠原件，因担心受损，平时不准外借，这回为配合陈笃生家族的展览，才专门调借给华侨博物院，只展两星期，就得归馆入库。
萧、林二人都很热心地详细介绍他们对此珍藏本所了解的情况，林振锋先生过后还特别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甚至专门向该馆的老专家朱立文先生、集美大学图书馆询查，还查阅了厦大的《题名录》，确定此书是林义顺亲赠厦大的唯一文本。
林义顺与厦大的渊源
林义顺为何会把这本亲自编纂的历史文献，赠送给厦大呢？
众所周知，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陈嘉庚先生1921年创建，陈嘉庚是林义顺的儿女亲家（林长子娶陈女），1921年到1937担任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校长的林文庆，也是林义顺的好友，三人都是星洲同盟会老会员，如此亲情、友谊、同志的密切关系，林义顺会决定把这本重要的历史记录，特别以手工烫金装潢封面，赠送给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正合乎了所谓“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语）的道理。
林义顺是新加坡早期历史上重要先驱人物之一，我国义顺新镇就是以他为名，但他迄今存世的实物并不多见。
1983年我策划《联合晚报》《大特写》报道系列，由同事韩山元专访林义顺幼子林忠宪，曾见过他家藏的一些照片。90年代初我也在本地来福拍卖行，见过他20年代在中国制作以赠送同志的一个小铜鼎纪念品（后为友人梁氏购藏）。
约在1989年左右，我还曾在牛车水旧货市场一位流动小贩处，见过一份林义顺英文签名的商业文件，及一本陈旧的小“纪念册”，册中书画均题写赠送“青海别墅主人”，当时还不知道青海别墅主人就是林义顺，只因为册中有一页徐悲鸿的小画，售者也“识宝”，索价甚昂，一时踌躇，失诸交臂，后来再去，就找不到这个小贩了。
1925年徐悲鸿首次来新，他的“贵人”黄曼士，最先就是介绍他为林义顺的新亲家陈嘉庚画像，以当时情况，引荐徐悲鸿到青海别墅拜会林义顺，题册留念，是很自然和合理的事，只可惜当年未购得此册，只能以文字留下这段记录。
“无意中发现”的珍贵史料
《星洲同盟会录》，是一本林义顺自己编录的原书原件，为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份新加坡同盟会活动记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多年来，研究新加坡同盟会的著作文章，主要依据的本地原始资料，有张永福编撰的《南洋与创立民国》（1933年出版），陈楚楠的《晚晴园和中国革命史略》（1940年元旦演讲记录），此外就是中国方面的冯自由、胡汉民、邓慕韩等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多数均是30年代以后所撰或出版。
本书结集于1928年9月，不但时间最早，还是一部难得的“当事人”记录原件，是第一手史料，自然弥足珍贵。
这本书在1928年送到厦大后，或因多年动荡，长期未受到研究学者的注意，外界也就无人知道它的存在。
直到80年代初，厦大图书馆的研究员朱立文，才在“无意中发现”这本“最早记载新加坡同盟会活动的史册”，并在《光明日报》（1981.09.14）上发表了一篇700字短文，简要介绍本书内容，并说明厦大图书馆已将此书“作为珍本保藏”，但并未对内容详加探讨，也没有引起学界注意，故此书也就一直默默无闻。
事隔30年，来自新加坡的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本史册，说来都是“无意得之”的巧缘了。
五部分内容 别具文献意义新加坡同盟会早期资料最有价值
《星洲同盟会录》是一本林义顺自己编录的原书原件，结集于1928年9月，不但时间最早，还是一部难得的“当事人”记录原件，是第一手史料，自然弥足珍贵。
《星洲同盟会录》全书内容有五个部分。
《星洲同盟会录》规格，硬皮封面，书名烫金，全册由林义顺个人公司信笺装订而成。
信笺上印有“南洋新嘉坡林义顺”，还有英文的公司电报地址，及英文”Marsiling Building, 56 & 57 Robinson Road”，和”Singapore,______192__”。
马西岭大厦，是1921年林义顺在市区罗敏申路兴建的商业大厦，其原设美芝路的独资公司通美号亦迁此营业。此书就是20年代他在新大厦中，以个人公司信笺，抄辑而成。
全书计39页，共有文稿三篇，剪报一份，照片46张（1981年朱立文文章称照片原有51张，当时已失去4张），主要内容有五大部分：
（一）新加坡同盟会史料（手抄）：计有文稿三篇，共6页。
第一篇：毛笔墨迹，内容为星洲同盟会成立及活动（内容另见附录一）。
第二篇：钢笔书迹，内容为《前星洲同盟会会员名录》（内容另见附录二）。
第三篇：钢笔书迹，内容为《孙中山，汪兆铭，胡汉民各先生来新加坡演说时之译员姓名表》、《捐助广东保安捐姓名表》、《捐助广东救济捐姓名表》（内容另见附录三）。
（二）历史活动（照片）：共9张，内容有：
南洋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与同志在晚晴园合影，黄冈起义失败后南来者在晚晴园合影，商议营救汪精卫的星洲成邦园，林义顺湛华别墅接应室的孙中山墨迹，黄冈义士陈湧波和余通之墓（2张，分别在汕头及新加坡），新加坡星洲书报社，民国元年孙中山祭明太祖陵（2张）。
（三）报章剪报（照片）：剪报一份，剪报照片10张。
内容有：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丁未年七月十二日第一号，《中兴日报》刊登的孙中山与汪精卫等人提倡革命论稿，胡汉民与汪精卫的演说词。保皇派的《天南新报》戊戍年四月初八日第二号，《南洋总汇新报》反对革命主义之言论。
剪报一份为1928年8月22日《南洋商报》副刊《商余集志》，内容为孙中山在晚晴园故事。
（四）名人墨迹与文献（照片）：共照片11张。
内容有：黄兴书《岳飞满江红词》赠陈楚楠（四条屏），黄兴书五言诗稿赠张永福之五弟张华丹（稿纸4页），赵声书词赠冯自由（条幅）。另一件历史文献《孙总理特委状》，是孙中山委任冯自由、李自重二人为港澳同盟会主盟的委任书。还有一件是《章太炎书林时塽小传》
（五）名人信件4件（照片）：共照片16张。
内容有：黄兴致冯自由信札两封（各4页），黄兴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一封（6页），李文甫致冯自由信札一封（2页）。
来源：剪报一份为1928年8月22日《南洋商报》副刊《商余集志》，内容为孙中山在晚晴园故事。
（四）名人墨迹与文献（照片）：共照片11张。
内容有：黄兴书《岳飞满江红词》赠陈楚楠（四条屏），黄兴书五言诗稿赠张永福之五弟张华丹（稿纸4页），赵声书词赠冯自由（条幅）。另一件历史文献《孙总理特委状》，是孙中山委任冯自由、李自重二人为港澳同盟会主盟的委任书。还有一件是《章太炎书林时塽小传》
（五）名人信件4件（照片）：共照片16张。
内容有：黄兴致冯自由信札两封（各4页），黄兴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一封（6页），李文甫致冯自由信札一封（2页）。
附录1：星洲同盟会倡设及早期活动（原文为繁体，纪年用苏州码，现段落依旧，字改简体，并加标点。）
星洲同盟会倡设于1905年，即乙巳年秋，宗旨在推倒满清，光复汉族。为南洋群岛最先发起提倡革命之总机关。该会成立，藉晚晴园为会所，初次开会，系孙中山先生主领，尔时会员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邓子瑜，黄耀庭等，公举陈楚楠为正总理，张永福副之，许子麟为财政，林义顺为交际。
阅数月后，孙中山特派陈楚楠、林义顺往槟城，设立同盟会支会。最初会员有吴世荣，黄金庆，辜立亭，林志诚等，公举吴世荣为总理，黄金庆为财政。
1906年，即丙午年，孙中山先生派林义顺，许子麟往缅属仰光，以招中兴报股份为名，实系鼓舞人心，归向革命。越年，孙先生即派汪精卫，吴应培，设立同盟会于缅甸仰光，最初会员有庄银安，张永福，黄昭诰，陈金在等，自是厥后，民智渐开，各处闻风兴起，如吉隆坡，怡保，芙蓉，麻六甲等处同盟会，亦相继成立云。
中兴日报开办于1907年，即丁未秋间，发起人陈楚楠，张永福副之，林义顺，许子麟，陈先进，邓子瑜等。该报为同盟会鼓吹革命之机关，同时亦有南洋总汇新报，系保皇党鼓吹保皇之机关，两报笔战经年，究竟革命宗旨占最后之优胜。
星洲书报社，倡办人郑聘廷，于1902年，即壬寅年，賃居吉宁街卅八号为社所，至1905年，即乙已年，迁入教会建筑之高耸大楼，即丹绒吧葛路礼拜堂楼上，社中陈列书报，任人观阅外，更按期敦请名人演说，革命巨子如胡汉民，汪精卫，张继，田桐等，均曾到社演说，实开南洋革命风气之先，以后南洋各埠书报社亦相继成立，宗旨不约而同云。
据1983年林义顺幼子林忠宪在专访中说，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殖民地禁止民间私自拍发电报，因这年10月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来新，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秘密活动，就以林义顺在美芝路5号的通美号公司当总部，不时在此拍发密电，结果被当局发现，11月3日晚上，大批军警突击围屋搜查，当时林义顺和眷属住三楼，仓皇之间，众人把大批孙中山和革命党要的信函、南洋同盟会的文件记录、电文及密码本，全都投入火中焚毁，仅存一小部分。
这本1928年林义顺编辑的《星洲同盟会录》，所收集的大概就是侥存的部分记录了。
这些记录，最有价值的是有关新加坡同盟会的早期史料，包括：
①新加坡同盟会成立时间和早期活动的记录。
目前一般学者论著，都把新加坡同盟会成立时间，定为1906年，但本书却有三处记录，都写明是1905年，时间提早了一年，即：
一，一篇介绍星洲同盟会成立及活动的文稿，文中以当时商场正式使用的苏州数码和农历干支，写明“星洲同盟会创设于1905年，即乙巳年秋”，并记录 “数月后”，林义顺曾北上槟城创办分会，1906年又到缅甸仰光宣传，1907年秋创办《中兴日报》，及当年鼓吹革命的星洲书报社设立经过。
二，一张孙中山与同志在晚睛园合影照片，文字说明是“乙已年季秋，孙中山先生到星洲与同志诸君在晚睛园撮影”，拍摄时间是“时南洋同盟会成立后数日”。
三，一份1928年8月22日《南洋商报》剪报文章，写明“中山先生于乙巳年秋到新加坡创办同盟分会”，剪报上有红笔圈起，应为林义顺所划，显示这是他认同的时间。
②《前星洲同盟会会员名录》
这份手写的名单，共有122人的名字。
有关新加坡同盟会的会员人数，学者向来说法不一，有200人或400人等不同说法。
在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革命史》（1928－1930年上海出版）书中，有一份《姓名表》，共有250人的名字；学者颜清湟在《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1982年译中文版）书中，也曾引述一份新加坡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单，惜未言及人数。
附录3：其他名单
《孙中山，汪兆铭，胡汉民各先生来新加坡演说时之译员姓名表》
丘继显，吴应培，陈子缨。
《捐助广东保安捐姓名表》
许如磋，陈树南，康研秋，陈金秧
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诸同人均甚尽力。
《捐助广东救济捐姓名表》
赵克庵，邱雁宾，谢树桩，陆寅杰，
黄福田，陈宝三，蓝伟烈，汤湘霖。
一份新的历史文献……
2011年早报同事谢燕燕在采访新加坡晚晴园时，发现馆内收藏有一份单页文物，是林义顺在1929年印制的《新嘉坡前中国同盟会诸同志姓名表》，由当时主要报章《新国民日报》承印，以林义顺具名，在“民国十八年总理诞辰纪念日发”赠给“同志先生存念”。
这份名单，由32位当时还健在的老会员共同拟撰，正式列名240人，补录10人，共250人。
名单上小字印有一段说明：“以上民国开国前时，其组织概略之情形，及诸位同志之芳名，经同人就其所知者，志之于右，如有未尽详实，或有错漏遗下，尚祈高明赐教，而添改之，庶免为鱼目混珠，淆乱黑白者所颠倒，则幸甚焉。”
这份名单，经对比，和冯自由书中的名单次序完全一样（冯书有个别错字），可见当时林义顺曾把这份名单赠送给冯，再收录在他的书里。
但把林义顺在《星洲同盟会录》的122人名单（手写本），和他一年后印制的《姓名表》250人名单（印刷本）对比，发现手写本有14人并未出现在印刷本中，另有6人姓名中有一字差异。
这情形，显示本书这份手写本的122人名单，应该是林义顺个人的记忆，自己也知道并不完整，因此过后又召集32位老同志，各据记忆，整理出250个名字，在一年后付印，分赠各有关人士。
这份集体整理的印刷本，应该是新加坡同盟会会员人数最（较）准确完整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手写本或印刷本，两份名单上都没有孙中山早期在本地的重要联系人尤列的名字。
③《孙中山，汪兆铭，胡汉民各先生来新加坡演说时之译员姓名表》，《捐助广东保安捐姓名表》《捐助广东救济捐姓名表》。
“演说时之译员”名单，说明当年孙中山等人到群众中去演讲，往往需要翻译员，以便打破方言的隔阂，也可能是为了协助把孙中山等人的知识分子语言及革命意识等抽象思维，“翻译”为通俗的群众语言，在移民社会普罗大众中产生效果。
“广东保安捐”和“广东救济捐”，是1911年武昌起义后，为支持革命军“光复”广东和潮汕，新加坡侨民筹募的军款，当时先后电汇广东30万元，广东潮汕20万元。这两份名单，记录了捐款活动的主要负责人物，可补史料。
④历史现场照片：成邦园
这张写明“星洲成邦园”的照片，手写文字说明称：
“此园乃陈楚楠君、林义顺君所有。清末汪兆铭君炸摄政王时，胡汉民君、陈璧君女士、吴世荣君、黄金庆君、吴应培君来星洲，讨论营救汪兆铭君之住宿处也。当时捐款者有陈武烈君、陈先进君、林义顺君、陈祯祥君、许子麟君等，捐款有数千元。”
成邦园，是1905年前后，陈楚楠在汤申路12英里处开辟的树胶和黄梨园，范围约达300英亩，林义顺原受聘为经理。20年代中期陈楚楠出售此园，以其款在裕廊17英里处，购买1400英亩地，开辟成都园，种植树胶和黄梨。
汪精卫在北京图炸清朝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入狱，事件发生在1910年4月，是轰动全中国的大案。
陈璧君是南洋槟城富商女儿，汪精卫的红粉知己，陪同汪精卫上北京进行暗杀行动，并回马来亚筹款到日本买炸药。汪精卫在北京被捕入狱，陈璧君忧心如焚，四处奔波，设法营救，在槟城的陈母甚至以私房钱供营救之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释放汪精卫，翌年春，陈璧君和汪精卫在南洋结婚。
史料记载她当时曾和胡汉民等人到新加坡找同盟会成员筹款，这张照片和说明，清楚记录了当时他们是住宿在成邦园，及有关人士的捐款情况，是成邦园这一历史现场照片首次“曝光”。
⑤历史现场照片：湛华别墅
这张照片的手书说明是：“孙中山先生之墨迹，星洲汫水港义顺庄湛华别墅接应室。”
汫水港，“汫水”是方言淡水的意思，此地为新加坡中部实里达河支流域的一片园坵，约于今天三巴旺13至18公里处的义顺新镇，这里早名曾厝港，1909年林义顺购买后，以河水较淡，改名汫水港，开辟种植，并建店屋，取名“义顺庄”。
湛华别墅，是林义顺在义顺庄自建的住家，他平时多住在市区，位于郊区的湛华别墅，反而成为他接待革命领袖们的住所。特别是反袁运动时南来的党国要人如胡汉民、汪精卫、李烈钧、陈炯明、邹鲁、张继等，都曾入住湛华别墅，共谋推翻袁世凯的行动。
这张照片，主要是要说明高悬堂上的孙中山书赠“义顺先生”的“博爱”两个大字横幅。照片中还可见室内挂有不少书法，惜看不清楚。但据1919年到南洋募捐的教育家胡元倓记载，当时“林君义顺约集于其自筑湛华别墅，堂中悬先生（指黄兴）手书自撰词三章”，可见当时别墅内有不少革命元老的手迹。
其他保存史料
除了上述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和史料外，这本书中的其他史料，还有：
①黄冈义士陈湧波和余通之墓的照片，说明为“潮州黄冈之役，汕头陈湧波之墓”，及“黄冈义士余通字子明之墓（墓在新加坡汫水港）”。
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是新加坡华侨革命党人第一次主动在国内组织的武装起义。
陈湧波和余通，都是潮州三合会的首领（另一位是余丑），1904年林义顺和黄乃裳回乡宣传革命，通过许雪秋联系他们，发展为新加坡同盟会早期会员，并在晚晴园策划及筹款。
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占领黄冈，成立军政府，陈湧波和余丑为正副司令，余通亦为重要骨干。起义失败后，约有100多位起义党人经香港逃到新加坡，由林义顺等人负责安置，其中有不少人就安排在他所经营的农场中；曾为帮会领袖的余通，应该就在此时到林义顺的汫水港园区，不久就在此过世。陈湧波则由新加坡到泰国，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回潮汕参加光复军，任光复军标统（即团长）。
余通之墓照片写明，其墓碑上刻有“中华亡国后二百六十八年辛亥岁秋七月，南洋同志等立”的文字，显示余通是在武昌起义前数月去世，并说明他们不愿使用官方的“大清光绪”年号，而是以明朝为正朔，所谓“中华亡国后”，就是以清军入关、明朝灭亡那年为准，显示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
在反清革命大浪潮中，陈湧波和余通，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领袖人物，但或许因为黄冈起义是林义顺首次积极参与的武装行动，同乡情谊加战斗同志的感情，使他对这两位革命友人特别关注，保留了他们最后归宿的照片，情真谊挚，令人感叹。
②另一件是孙中山委任冯自由和李自重两人，到香港、广东、澳门招募同盟会成员的“特委状”，为孙中山亲笔书写，名衔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日期为“天运岁乙巳年八月十日发”。这份文件内容，曾记录于冯自由的著作中，但本照片可睹原件样式，亦弥足珍。
名人墨迹照片中，黄兴手书的《岳飞满江红词》赠陈楚楠（四条屏），及赠张永福五弟张华丹的五言诗稿，均可见这位革命领袖的亲笔手迹，虽然原件今已无存，幸有林义顺当年特别保留下来的照片，犹堪缅怀。
③另一件书赠冯自由的词作条幅，作者赵声，是广州黄花岗之役起义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起义失败后香港去世，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追赠赵声为上将，并在其故乡江苏镇江营建烈士陵墓，今天仍以其字称为“伯先公园”。
赵声善诗词，也能写歌，是文武双全的革命才子，当时文人如柳亚子等都有和他有关的诗词，如今世人却已不知其人其诗。他早年任香港同盟会会长，曾到南洋筹募革命经费，和林义顺结交，因为这段情谊，林义顺也保留了这件今已甚罕见的赵声诗词笔迹作品照片。
④还有1926年章太炎所写的《章太炎书林时塽小传》，及《李文甫致冯自由信札》两张照片，林时塽（广东人）和李文甫（广东人，香港《中国日报》经理），都是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人物，林时塽曾到过晚晴园。这两人都是汪精卫的好友，汪精卫在《忆黄花岗起义烈士》一文中就只写了这两人。林义顺和汪精卫在革命时期关系密切，应该也是这两人好友。
至于《黄兴致冯自由信札》两封，《黄兴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一封，读其内容，谈的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情况，信中言及中国四川铁路保路风潮，可知道是写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保留了不少当时的史料。
以上是有关这本《星洲同盟会录》的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文字，均为手抄，自然令人想及是否是林义顺的笔迹？
据观察，前数页的毛笔书法，笔力挺拔，而其余的钢笔书法，就显得朴拙，显然不是同一人所书。
林义顺早年只念过中文私塾，后受英文教育，虽然中英兼通，但英文应比中文程度好，所以当时人都称他为“峇顺”（“峇峇”通指不谙中文的土生华人），我见过他亲笔写的英文文件，笔法优美流利。
据晚年和他来往甚密的潘醒农（义安公司秘书）记述，当年林义顺所赠送个人照片上的毛笔书法，是由其公司秘书代笔，然后他自己才钤上印章。
但在一张1921年林义顺在汕头和友人合拍的照片上，有毛笔写的“发初自题”墨迹，“发初”是林义顺的字，故较可能是他亲笔自题。以这则毛笔题字和本书的毛笔文稿相比，无论中锋筋骨或一些用笔惯性，如连带草书点划、捺笔短促反下等习惯走势，两者颇有差异。
根据这些资料及比较观察，本册的毛笔书法，应该不是林义顺所写，而钢笔文字（特别是照片说明）则极可能是出自他的手笔。
林义顺是新加坡重要的历史先贤，在本地留下许多和他有关的地名，是新加坡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但他的文物笔迹，今已罕见，如果这些文字确定是他的中文亲笔，自然弥足珍贵了。
这本《星洲同盟会录》，是当年林义顺所保留及珍藏的革命记忆，一向未为世人所知，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我们有缘“发现”，让书中史料得以“重新出土”，为学界及研究者提供一份新的历史文献，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杜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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