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世界文明古國的故都，例如雅典、羅馬、北京、巴格達，甚至是東南亞的金邊、曼谷等，吉隆坡的開埠不算久遠，今年跨入150年。嘗試瞭解這片土地近代化的歷程，畢竟是件有意義的事。 提起吉隆坡這個從爛泥芭中興起的城市，讓人輕易聯想起早年的錫礦、甲必丹以及兩河交匯處等，那是拓荒與奠基的年代。思想起1857年來自盧骨的87名華工從巴生河溯游而上，進入叢林密佈的吉隆坡探勘錫礦，由于水土不服以及瘧疾的侵襲，短短一個月內倖存者僅僅18人。這是先行者披荊斬棘的序幕，令人刻骨銘心。 從1861至1901的40年間，吉隆坡有五任華人甲必丹，即丘秀、劉壬光、葉亞來、葉亞石（又名葉致英）以及葉觀盛。歷任甲必丹之中，丘秀的生平事跡不詳，劉壬光表現平平，葉亞來的功績最為凸顯。 葉亞來改變了吉隆坡 回顧雪蘭莪內戰（1867-1873）蹂躪后的吉隆坡，滿目蒼痍，百廢待舉，無奈經濟困頓、人心渙散。1881年正月，吉隆坡發生大火，木屋和亞答屋在大火肆虐之下，化為一片廢墟。 禍不單行，同年12月的大水淹沒吉隆坡大部分地區。甲必丹葉亞來在多次危機中，展現其堅強的意志、過人的魄力，通過借力的方式以及勸服眾人共赴時艱，扭轉吉隆坡險被廢置的危機，改變這個城鎮的命運。 華人社會因而對他推崇備至，英殖民領袖則對他的精力和事業心刮目相看，肯定他為「一位能干又忠實的官員」、「雪蘭莪州內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葉亞來的功績為后世所傳頌，並非沒有道理。 葉亞石和葉觀盛先后繼任， 對社群依然有其建樹，然而，甲必丹的功能和權勢已逐漸式微，名堂依舊，但是葉亞來時代的風光不再。隨著葉觀盛在1901逝世，英殖民者所設立的華民護衛司（ChineseProtectorate）正式取代甲必丹制度。 英殖民者初期對馬來半島各土邦採取不干預政策。隨著英國本土政治的波動，執政權的輪替，其海外的殖民政策也相應調整，朝向更積極的干預。 配合新時局的需要，英國殖民者掌握當時各馬來土邦內部紛爭的時機，通過推介參政司制度（Residential System ），對馬來土邦進行柔性蠶食，巧妙地將各土邦蘇丹邊緣化，成為名實不符的統治者；而參政司的角色扮演，則從初期的咨詢顧問，后期逐漸轉化為制定政策的主導，最終達到深入掌控土邦政治的目標。 霹靂和雪蘭莪的經歷大體類似，先后在1874年接受英國的直接干預，畢治（J.W.W.Birch）和戴維遜（J.G.Davidson） 分別出任這兩個土邦的首任參政司。 早期馬來統治者對土邦的治理相對鬆散。殖民者踏足馬來半島后，1870年代土邦的治理逐漸進入英殖民者的管理體系。從1 8 2 6年海峽殖民地（包含新加坡、馬六甲以及檳城）的建立、1896年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包含霹靂、雪蘭莪、彭亨及森美蘭）的成立，以及二十世紀初期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包含吉蘭丹、登嘉樓、玻璃市、吉打以及柔佛）的形成，象征英國在馬來半島的殖民統治逐步邁向一統化。 過去一些英殖民官員在撰寫歷史時，由于無法掌握中文或不諳華語，因此對華人社會事務的敘述不夠周全；而早期的華裔學者，由于語文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無法充分掌握和應用第一手資料，因此論述方面難免有所欠缺或偏頗。 華族先賢的角色 張集強接受建築學系的專業訓練，掌握中文和英文。他參考了英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收藏的殖民時期重要文獻和檔案資料，梳理吉隆坡近代化的過程。《英參政時期的吉隆坡》一書分成七章，分別論述吉隆坡的誕生、英參政制度的設立與初期管理、瑞天鹹的管理與建設、近代化建設時期、地方管理制度的建立、都市計劃時期以及結論，年代從1870年代延伸到1920年末期。 作者從吉隆坡聚落之形成開始談起，交待了華人甲必丹的管轄時期。這樣的論述安排固然是根據時間的先后順序開展，但也有其特定意義及適時的提醒作用，即一方面說明華族先賢在拓荒與奠基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引申吉隆坡近代化的基礎，尤其是近代都市的規劃、行政體系的建構、政策的制定等等，始于英參政時期；英殖民者的思考模式以及體系的建立，有別于傳統華人甲必丹以及馬來土邦統治者。換言之，我們的視野和格局不能老是停留在甲必丹時代。 英殖民者在吉隆坡所推行的近代化，其方向和重點大致上包含：（1）人口的恢復與經濟發展、（2）興建固定建築（例如新的政府辦公大樓，即大鐘樓、印務館、高等法院、市政廳等）、（3）創設行政單位（例如公共工程局、衛生委員會等）、（4）提升基本設施（例如交通建設、自來水和電力設施等）、（5）制定新的法規（例如土地的繪測與管理政策、都市計劃與建築管理等）。 1880年雪蘭莪行政中心從巴生遷到吉隆坡，以及1896年吉隆坡作為馬來聯邦的首府，無疑使吉隆坡處在一個非常有利于發展的位置。就行政管理單位而言，公共工程局（Public Work Department，1879）以及吉隆坡衛生委員會（Sanitary Board，1890，即吉隆坡市政局的前身）的成立，是重要的里程碑。 從法規的角度來說，雪蘭莪土地法的制定（1891）、土地的規劃（包括土地分區分類的概念）以及都市計劃的提出，對吉隆坡往后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瑞天咸的重要性 在基本設施方面，往返巴生與吉隆坡之間的鐵道通車（1886），帶動了雪蘭莪及吉隆坡的經濟發展，使吉隆坡成為當時土邦之中發展最快的城鎮。此外，自來水（1896）和電力（1906）的供應，也是奠定吉隆坡近代化的重要基礎。 作者以專門的一章來討論瑞天鹹（Frank A. Swettenham）的管理和建設，顯示其人在歷任參政司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作為雪蘭莪的第三任參政司（1882-1889），瑞天鹹處理殖民地事務的經驗豐富、熟諳馬來語文和風俗民情，與馬來土邦統治者的溝通融洽，而且在位時間也長，是殖民政策的重要構思者和推動者，致力改善當時吉隆坡的衛生條件和居住環境。巴羅（H.S.Barlow）的《瑞天鹹》（Swettenham，1995）一書對主人翁的殖民生涯有相當全面的記載。 英殖民政府所推行的近代化政策，在殖民地官員之間曾引起一些角力；針對各個領域的職權與管理，土地擁有權、稅收等所制定的政策，雖然對既有的勢力產生衝擊，包括與華人甲必丹之間浮現緊張關係，但大體而言，並沒有面對太大的阻力。 晚近出版的一些書籍， 例如邱家金（Khoo Kay Kim）編輯的《成型期之吉隆坡》（Kuala Lumpur: The Formative Years，1996）、約翰顧立克（John Gullick）編輯的《雪蘭莪雙週刊史料彙編》（Selections from the SelangorJournal，2007）等，都是通過舊檔案的呈現來反映吉隆坡近代化過程的資料彙編。 而張集強的《英參政時期的吉隆坡》，條理分明，脈絡清晰；再加上珍貴的舊照片以及附圖，讓讀者更易于理解時代背景、掌握近代化計劃和政策制定的過程，以及城市的變遷。就相關的研究領域和主題而言，相信此書是目前為止採用中文書寫的論著中，最為完整和翔實的一本。 集強學成歸來后，即投入本土古跡保存的行列，勤于筆耕和田野工作，致力于文化資產觀念的推廣、古跡個案的賞析、以及保存與捍衛古跡的運動。《英參政時期的吉隆坡》一書的出版，無疑為我們增添一本瞭解吉隆坡的高水平論著，的確叫人欣喜，值得歡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