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军志》有：“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理为宝”。南方周末防务版首次提出“军事地理”概念，试图多层思路探讨中国地缘安全环境的历史与现实。
军事地理是与地缘政治、人文生态和军事活动有关的地理事实、现象和知识的统称。整块实心花岗岩雕凿而成的中国界碑，形形色色的人们，地理与历史，忧患与感伤，民族与生活……都是我们在边界线上和边境内的行走中风景。
从这一期开始，南方周末试图透过一个个“草根者”的视野，解读鲜为人知的边境故事。
越南一直在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越南谅山市街头，军绿色的吉普和骑小摩托的市民，这里街头的场景和中国80年代的街景很相似。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在历史和地理双重作用下，越南始终无法摆脱强邻在侧的恐惧感，这也造就了越南人的忧患意识，以及身怀戒备的民族心理习惯：越南人的对华心态很纠结，既渴望与中国亲近，却又要时刻提防着丧失自我。
广西凭祥友谊关上有棵木棉树，同体双株，一大一小。
民间流传，曾经的炮火十年中，这棵木棉一直不肯开花。1992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一朵朵碗口大小的木棉花，迎着阳春自树顶端向下蔓延。
木棉，是中越关系的“图腾”。
“中越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相信迷信传说，这棵木棉树确实很神奇，有时是兄弟，有时又代表着鲜血与战争。”2013年6月的一天，越南商人阮俊青欣赏着掠过车窗的一棵棵木棉。
这些年，从“九丙”（搬运工）起家的阮俊青无数次穿越边境线，都会尽量绕开法卡山，他觉得“那里炸死了那么多越南人和中国人，心里真的很害怕”。
竖起篱笆，收获和平？
法卡山，是中越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中越两军曾在此落下几千枚炮弹，十年下来，最高的山峰硬是被削矮了三四十厘米。
如今，战壕已被雨水抹平，只有杂草和灌木丛稀稀疏疏，半山腰的几株木棉树也格外矮小，毫无亚热带地区植被旺盛的生命力。
“土地被战火烧过，最初的十几年里是寸草不生。2007年的春天，才长出绿油油的小草。”一名放牛的越南老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越南一侧的山上至今依旧地雷密布，村寨里每年都会有人被炸断腿，乡民只敢在山脚下划定的安全区内割草、放牛。
法卡山，依旧是戒备森严的军事驻地。
（南方周末资料图）
在边境线的中国一侧，一年到头都会有老兵或家属前来祭拜。在当年3号阵地的北坡上，临时清理出一块巴掌大的平地，一个茅台酒瓶平整地摆放在岩石上，不远处端坐着一座小香炉，灰烬随风飘起。
“很多老兵都老得走不动路了，我们会帮忙把老首长搀上山。”执勤的哨兵说，酒瓶和香炉是七八位老战士几天前留下的，有位来自山东枣庄的老兵趴在草地上，以头磕地，恸哭不起。
战史记载，1981年5月5日凌晨，解放军发起“拔点”之战，以150多名中国军人牺牲的代价收复法卡山。此后，整座法卡山便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直到中越两国完成陆地划界。
2006年春天，中越两国的边民发现，很多地方悄悄竖起了“界碑”。新华社在稍后报道中证实，中越边境线上总共立起1971块界碑，中方为单号界碑，双号界碑则属越南。
这些花岗岩做成的界碑是国家的颜面。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中国界碑都由整块实心花岗岩雕凿而成，表面还封涂着一层蜡，据说至少可以经得起一百年的风吹雨打。相比之下，越方的界碑大多是空心，制作也略显粗糙。
越南一侧，承担法卡山边防任务的是“青罗公安屯”，他们经常背着探雷设备，翻山越岭，沿着固定的小路巡逻，认真地查看每一块界碑是否完好无损。
“反正山上不能种庄稼，有（地）雷，也不能放牛。划界？我举双手赞成。”广西凭祥市卡凤村村民马献图对界碑的理解很朴素——两国划定好边界线，就不会再打仗，作为边民也不在乎谁占得多少。
1987年秋天，马献图在上山放牛时，触发战争时埋下的地雷，失去左腿，而事故地点不远处已划归越南。
外界对于中越陆上划界的情况知之甚少。根据现行地图管理规则，比例尺为100万以下的边境地形图，以及新缔结的划界详图很少会对外公开。2004年3月11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刘建超透露只言片语，“中越在1999年签订的《中越陆地边界条约》规定了中越之间的边界走向，并已经生效。”
在边境冲突中，法卡山当年被划分为5处高地，也就是5座山头。网络上曾一度流传说，“法卡山全部划归了越南”。据南方周末记者初步了解，法卡山南部的4号、5号高地归属越南，1号和2号高地以及中部3号高地大概四分之一的面积仍属中国。
从广西凭祥市通往越南河内的铁路，越南的窄轨和中国的轨道共用一根铁轨，所以形成了三根铁轨的独特风景。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有什么好说的呢，都过去那么多年。”
距友谊关上的那株“兄弟”木棉树两公里远的小村寨，第关，就是越南商人阮俊青的出生地。
“人多，山多，地少，穷。”翻译尚未就位，阮俊青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越南词汇，简洁地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他的家乡。
每当看见南友高速（南宁至友谊关）公路两侧的木棉树，阮俊青说，他的脑海里都会浮现一句荒唐的政治口号，“木棉花开的地方尽是越南的领土”。
思想的错觉多次将这片土地导入战争的漩涡。三十多年前，这句政治口号曾惹起过一场规模不小的边境冲突。越南当局曾深受盛极一时的“陆心说”鼓噪，认为要确保越南的安全，就要尽可能地向北拓宽防火线，就要占领广西南部山区的制高点。
“有什么好说的呢，都过去那么多年。”谈及当年，豪爽的阮俊青板起了脸，显得很尴尬。
1981年5月中旬，越南人民军337师向法卡山发动进攻。阮俊青正是该师的一名炮兵。越北山区不适合汽车行驶，阮俊青被临时抽调协助民兵，肩扛车拉，为前线运送苏制炮弹。他在几公里外看到，一枚枚炮弹在法卡山上掀起火海巨浪，很多越南步兵和民兵冲过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吃大米，吃白面，中国教官手把手教挖战壕、修工事。”阮俊青至今怀念在桂林陆军指挥学院学习的短暂时光。
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部分军校负责为越南培训军事人才，这是援助社会主义阵营越南的重大项目之一。1974年冬天，阮俊青和几十名越南军官陆续进入桂林陆军指挥学院，主要内容是学习“地道战”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构筑工事的本领，大多是“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中越反目时，这种热情交流，也导致越南对中国军队的打法和工事了如指掌。
几个月后，尚未完成学业的阮俊青就随整个学员队提前回国，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越南刚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回了老家，举国沉浸在革命胜利的阳光里。然而，依旧难逃“棋子”的命运，意识形态的黑洞正吞噬着这个木棉之国。中苏对抗的僵局中，越南选择了后者。
冷战时期，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就像亚热带地区的天气，反复无常。韦文晋记得，当时谅山郊外有座大型的集体养猪场，在“同志加兄弟”的岁月，养猪场附近的大喇叭还在歌颂着，“山连山，水连水，共临东海，中越友谊像朝阳。”
后来，上空还飘着国旗，猪圈的栅栏上贴满了革命宣传语，一棵高大木棉树桠上的大喇叭，反复播送的是：“同美帝国主义一样，修正主义的中国也是越南人最邪恶的敌人”。
“领袖（胡志明）说过，中国是越南革命最可靠的后方、最可信赖的战友，现在怎么变了？”1979年春节过后，韦文晋和他的同学困惑未解。
一代人不可避免地陷入思想的狂乱之中，他被越南当局征召入伍，同很多人一道端起枪去占领所有“木棉花开的地方”。
韦文晋现在是谅山省工贸厅的一名官员，他祖籍在中国，受惠于华人节衣缩食也要培养孩子读书的传统，韦文晋念过大学。更幸运的是，他没有赶上上世纪70年代的越南“排华”。
韦文晋和阮俊青算是同龄人，都已是主导一国财富和权力的“六零后”。阮俊青是地道的越南农族人，从“九丙”起家，冒着触雷和被越南边防兵开枪打死的风险，跨越边境线肩挑背扛运送货物做生意。韦文晋每个月可以拿到相当于人民币两千多元的工资，而他的妻子则做起了红木生意。采访中，韦文晋重复着一句话，“做生意好，做生意好。”
越南谅山市一座军官俱乐部门前的美式吉普。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打断骨头连着筋
打断骨头连着筋，即使在厮杀中，中越关系的交融也未彻底中断。
“虽然听不懂中文，越南兵也会听得流泪。”阮俊青记得，中越边界激烈的流血冲突中，为鼓舞前线士气，中国战地广播里会插进很多战地歌曲。
阮俊青说，董文华的《血染的风采》、《望星空》传来，越军士兵也会听得热泪盈眶。同样性质的歌曲，还有军队歌手李双江唱的“再见吧，妈妈”，不过，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歌曲的名字和出处。
直到1990年代中期，阮俊青才在中国边境口岸浦寨的一家店铺里，花了3元钱买到董文华的盗版磁带，其间，还借了台录音机听过几次。又过了四五年光景，阮俊青手头变得宽裕，又花了一百多块钱购置中国卡式录音机，才真正听到董文华的歌声，“和当年战场上播放的音乐（旋律）确实很相像”。
网络还流传“偷录”一说，越南军方当年曾悄悄地录制下中国战地歌曲，抹去董文华的原唱，再换上自创的歌词。尽管偷录的效果很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鼓舞越南士气的目的。
这段传闻没有得到越南人的证实。不过，南方周末记者领略过越南影视剧“扒词”的功夫。在谅山的一家酒店，电视上不断播放着中国电视剧，大都配有越南字幕。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整部电视剧只有一个配音演员，无论剧中的男女老幼说话，永远只有一种声音，一个腔调。
边境线这一侧，罗丰裕总喜欢提起革命激情荡漾的年代里，中国援越的火车总是满载而去，空车而归。“火车跑向河内的声音是，‘满吃，满吃’。从河内开回来，就变成了‘空桶，空桶’。”回忆起援越的情景，他的音调顿时提高。
罗丰裕家住凭祥市，曾是中越铁路线上的扳道工。年近九旬，老人记忆依旧清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位于火车站附近的“睦南饭店”，是凭祥最豪华的地方，越南人只要花上两毛钱就能饱餐一顿，还被允许用竹篮子把米饭免费带给越南的家人，中国居民则享受不到这种“超国民待遇”。
“拖拉机手”是六七十年代中越小伙子的梦想。阮俊青说，他年轻时最大的愿望是，驾驶中国制造的拖拉机。《凭祥文史》也证实这一说法，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边境地区的农业依旧处于牛耕时代，中国则向越南援助大批拖拉机。不料，驾驶着中国拖拉机的越南人心生狐疑，“你们中国人不使用自己造的拖拉机，是不是性能不好？”
情况反映到北京，为挽回“国际影响”，中央决定凭祥县每个生产大队都配上一台手扶拖拉机。
“中国真的这么伟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阮俊青听到这则趣闻后在钦佩中仍带着疑惑：毕竟，他当年接受的宣传教育是，这是越南用紧缺的外汇向中国购买的拖拉机。
今天，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排起了长龙，从中国浦寨口岸至越南新清口岸绵延十几公里，拖拉机已不再是紧俏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人员、商品和技术，这些跨国因素在边境线上加速流淌着。当然，双方情绪化的侧目偶有出现，总不会持续太久。
2011年春夏之际，中越南海争端陷入白热化，越南当局在没有公布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关闭了数座边境口岸。正值越南水果大丰收，而中国的水果尚未上市，价格正是一年中最有利的时节。
“结果很多水果都烂掉了。”阮俊青说，越南新清口岸仅仅关闭三天，在农民和商人的不满声中，越南政府不得不重启国门。
广西凭祥市友谊关，322 国道到此为止，沥青路为越南国土。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强邻在侧”的恐惧
离边境口岸不远，就进入外松内紧的越南边防地带——边境5公里军事区，即使越南当地村民也不得擅自进入这一区域。站在法卡山3号阵地的制高点上，透过望远镜，南方周末记者看见，红瓦黄墙的越南公安边防部队的营房掩藏在山坳和木棉树之中，只是看不到越南的正规作战部队——拥有四百多人的“独立第七营”。据了解，他们藏匿于半地下的工事之中，这是一支不会轻易抛头露面的力量。
“中国与越南是意识形态上的同志，但不会是亲密的盟友。”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勒（Robert Templer）在著作《风与影》中论述说。
越南危，非中国之福。无法挪移的地缘邻近，注定中越在历史上恩怨不断，自清朝老将冯子材援越抗法开始，中国曾数次不计成本地支援越南抗击西方入侵。
跨过谅山的崇山峻岭，便是一马平川的水乡稻田。谅山正是扼守越南首都河内的门户，越南编纂的谅山省志上说，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南取交趾必经此地，中越战火时有发生”。
在历史和地理双重作用下，越南始终无法摆脱强邻在侧的恐惧感，这也造就了越南人的忧患意识，以及身怀戒备的民族心理习惯：越南人的对华心态很纠结，既渴望与中国亲近，却又要时刻提防着丧失自我。
为照顾越南纠结的心态，中国历代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或“威”或“抚”。所以，友谊关也几易名称：汉初称为雍鸡关，后改为大南关。明时为“镇南关”，多少有点“霸气”，这主要是为震慑法国第一拨殖民者。1953年，中央决定改名睦南关，直到1965年定为更显平等伙伴关系的友谊关。
“我们也过春节，也有十二生肖，吃饭也用筷子，也祭拜孔子和关公。今天，从牙膏到摩托车、汽车都是中国进口过来的。”韦文晋说，中越共享着“和为贵”的安全文化。
如果不是通关口岸的界碑在提醒，仅从衣着和建筑观察，外来人已很难区分哪里是越南，哪里是中国。
韦文晋家的红木店铺坐落在谅山省城商贸繁华的老街，白天通常锁着门，他们做的是跨国贸易，只有中国客商看货时，才会开门营业。
中国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最后也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却。就在中国人抱怨“越南投资环境差，越南人不讲商业原则”的时候，日本、韩国的摩托车、汽车以及各类商品已经充斥了越南街头。
南方周末记者从凭祥到越南谅山沿途发现，二十多年前遍地的茅草房消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二层别墅式的建筑，只有四五米宽，却足足向后延伸出二十多米长，越南人称之为“通风堂”。
这里曾有“有米不食粥，有钱不建房”的说法。连年的战事曾让边民们担忧，一旦哪一天又打起仗来，花大价钱修建起来的气派房屋，就彻底毁了。
今天，这条战争谚语已逐渐被遗忘。中越边境线并不是两国的文化重镇，这里的邮政报摊却格外密集，越南商人阮俊青解释，中越关系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两国关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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