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虹／文
（本地媒体人）
当年正是张元济亲自主张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开厂设馆』；也全拜他的『不让人』韧劲，『外洋第一分馆』才在新加坡成为现实。百年前他更踏足星柔两地和槟榔屿，并为三地都留下了文字。
这帧肖像摄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岁次庚戌，是为清末新政期间。这一年，张元济偕同中国红十字会首任总医官、爱尔兰人柯太福医生，前往欧美多国考察。当时中国人的正式服装是长袍马褂，于是出国前先生经柯医生介绍，特去南京路上专制西服的服装店，定制了西装、大衣、皮鞋、领带等等。
可让张元济最感棘手的，还是当时中国人的那条长长发辫。怎么办呢？幸得服装店有办法，他们专门设计了一种发套，可以把发辫盘在头顶。于是，张元济留下了这帧带着发套、穿着新装的肖像。
而这幅肖像，也恰是身处于19-20世纪之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如实写照——面对着“古今、中西、雅俗三大矛盾”巨大冲撞，置身于新潮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拉锯之间，每一名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着、探索着，期冀能找出一条祛辱兴国的应对之路……
回望中国近代文化的沿革，张元济是个不能不提的名字。先生走的是一条“从翰林到出版家”的路子，其功德固在推动现代出版业之发轫，然更在于他“藉出版而兴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蔡元培、胡适等著名文人学者曾赞誉先生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可谓贴切之至。
然而，这样一位以书业为基台、以教育为己任的文化先驱者，却因某种人为因素，被视为“边缘人物”而长期评价不足。所幸的是，近20年来，“张元济研究”愈见火热，人们又开始留意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贡献，藉以重新审视在世纪之交的近代中国。不过仍需一提的是，人们关注的目光仍聚焦于中国大陆范围内，对张元济与南洋乃至海外的关系迄今较少触及。
其实，说到南洋的早期华文书业与教育，也不能不提张元济这个名字——
力主“商务到南洋”的人
那天读书，看“老商务人”如沈雁冰（茅盾）、梁漱溟、顾颉刚、胡愈之等回忆早年在商务做事的日子。翻到陈叔通老先生撰写的《回忆商务印书馆》，读着读着忽觉眼前一亮，“新加坡设分馆”六个字在文中分外显眼。
1949年后曾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老先生，也是“老商务”之一，1915年在商务就职期间恰巧目睹了馆方商议拓展海外业务的整个过程。文中记道，当时有两方意见僵持不下，一方是“脾气很别扭”的总经理高翰卿，而另一方的经理张元济也向有一股“不让人”的韧劲：
“张（元济）主张在香港设厂，而高（翰卿）、鲍（咸昌）总是不同意，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才能通过。新加坡设分馆问题也是如此。”
这段回忆传达了一个信息，对香港、新加坡两地都弥足珍贵：
当年正是张元济本人，亲自主张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开厂设馆”；也全拜他的“不让人”韧劲，“外洋第一分馆”才在新加坡成为现实——1916年3月，商务“星洲分馆”开张营业，地址就在大坡大马路吉宁庙旁边。
数十年关注“星洲分馆”
长期参与祖父张元济研究的张人凤先生曾告诉我们，他近年在爬梳祖父日记、往来信札以及商务董事会历年会议记录之时，发现祖父数十年间对南洋华人，尤其是对商务“星洲分馆”相当关注：
在1906年一封致清廷学部官员的函件中，张元济写道：“南洋群岛华侨众多，兴学训民，实为本部应尽之职，弟于此事极愿勉效驰驱。”——这是迄今能找到的先生谈及海外华人教育的最早文字记录。
星洲分馆在1916年开业不久，分馆经理吴渔筌归国述职。先生在日记中记到： “吴渔筌归自新嘉坡，言转运事可由潮、汕转，水脚较廉；又言杂志销路极佳，而递寄太缓……”
隔年，张元济的学生、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到南洋考察教育，返沪后即访老师。在当天的日记里，先生记录了黄炎培报告的星洲分馆运作细节。
30年代初，日本人炸毁了中国出版业龙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店，星洲分馆也随告停业；30-40年代之交，中国抗战进入鏖战时期，先生提出“推广南洋业务”的开源设想，并主持了董事会议商议“复设星洲分馆”一事……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像张元济这样一位旧学出身的江浙人士，曾在京城做官、长期在上海办实业搞出版，何以会对南洋和海外华人如此关注呢？
“祖父其实跟南洋颇有缘分”，张人凤微笑地说。
生于清末广州城
张元济所以跟康有为、梁启超较为亲近，除了理念相通以外，语言也是相通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这一点，确是出人意料。原来，先生虽说是祖籍浙江海盐人，却在南方广州城出生长大，14岁才回到浙江老家。张父森玉早年到广东谋生，定居广州；母亲谢氏亦原籍江苏武进，数代前移居广东。张元济于1867年出生在广州，那是清末的同治年间（1865-1874）。
当年张家居于纸行街，“位于明清广州城西门内侧，呈南北走向，因多造纸、裱纸作坊而得名”，不远处便是十三洋行所在的西关，那里钱庄林立、商贾云集，是城中繁华之地。
广州是中国唯一从未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康熙24年（1685年）解除海禁，广州设立了粤海关，是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之一；到了乾隆22年（1757年），皇上一纸谕令，洋船只许在广州城停泊，遂开始了 “一口通商”的历史，造就了一段“Canton”传奇。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还是后来的事情。
随着西方商人的来到，西方经商做法、生活方式也最早进入广州，说清末广州是当时“中国最为新潮的城市”，一点也不为过。“祖父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度过的。他后来之所以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新观念新做法，跟小时候在广州长大是分不开的”，张人凤说。
张元济直到晚年都熟操粤语，朋友中粤籍人士也相当多： 在清末朝廷任职时，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在上海商务任职，朋友中有不少粤籍商人，包括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劳敬修，广东银行的李煜堂，还有怡和、太古洋行华人经理潘澄波等；文化人中，有中国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翻译家伍光建等……
先生尤喜广东音乐，悦其“窈窕眇曼之音”。在《岭南诗存》跋中，先生曾细述粤讴之“缠绵悱恻，节拍天然”，山歌之“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坐堂词之“哭以当歌，随口成文”，大棚之“跌宕激越，声泪俱下”等特点。孙女张珑曾回忆说，祖父“下午工作累了的时候，往往靠在沙发里，听一档播放广东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疲劳得以恢复，再继续工作。”
在张人凤看来，祖父能说南方方言中的广东话，喜爱广东音韵，对当年许多听不懂官话的海外华人来说，自然就有一种亲近感。因此无论是在清廷做官、还是在商务做事，关注华人聚居的南洋就成了一种必然。
百年前踏足星柔两地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还不止于此——百年前先生赴欧美考察时，在停靠星洲、柔佛和槟榔屿期间，先生曾登岸游览，并为三地均留下文字。
先生对槟榔屿的记录在拙文《回望一段戊戌启蒙的往事》中已有提及，此处不赘。
那么，在张元济笔下，百年前的星柔两地又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先生对新加坡的最初观感，其实始于踏足狮岛之前——
船经深圳，先生见有大批壮年男子登舟，抵达香港也无人下船。先生感到事有蹊跷，询问之下方知这些人正是前往南洋的“猪仔”：“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旧车水等街，深圳、香港等处皆有经理人，勾引贫民，劝令出洋谋生……”
舟至新加坡，停靠数天；先生上岸，在市区郊外走了一遭。来到华人聚居区，耳闻目见的景象竟与家乡无异：“华人街市，悉仍中国旧俗。有时循行数里并不见一洋房。目所触者，中国之器物也；耳所闻者，中国之言语也”。
第二天，先生渡海到对岸的柔佛新山，晚上下榻于一间“闻苏丹及其贵胄大臣时来饮宴”的旅馆。就在那个晚上，他“见识”了当地极盛的赌风——新加坡禁赌甚严，赌徒中大多是过海到柔佛“遣兴”的华人：“赌税为柔佛岁入大宗，业赌者皆华侨也。市中赌场林立，杂遝喧阗，入 夜尤甚。”
先生对柔佛政府放任华人赌博非常不满，同时也意识到华人自身素质之不振：“柔佛政府导吾民为不正之营业，而复朘取其脂膏，固属可恨，而吾民程度之卑劣亦可见矣。”
“也许正是这样的观感，促成了他日后坚持商务在星洲开设分馆”，张人凤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停留的短短数天内，张元济特意与一位办教育的人士晤面——他是本地老辈人仍常常提起的养正校长宋木林先生（又名宋森）。
宋校长是当年星洲教育界闻人，在主事养正期间曾有数项开拓性的建树，迄今本地华社仍念念不忘——他在养正附设半日班，以便英校生放学后补习中文；开办夜学，让半工半读的贫家少年有机会读书认字；增设女子教育部，鼓励女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等等。
两人的再次会面，是在六年后的上海。1916年宋木林访沪，期间三次登门拜访张元济，曾就商务星洲分馆的事情为张元济出主意。先生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宋木林来谈许久…… （宋木林）言星洲分馆房屋太窄。邻屋会丰商店屋可让……”
宋木林后应陆佑先生之邀，赴吉隆坡出任尊孔学校、坤成女校两校校长，并在1919年因领头抵制日货被当局递解出境，在广东鹤山老家终其一生从事教育。
到南洋找寻前辈印迹
张元济与南洋的特殊缘分，今天依然延续着——孙辈后人张人凤曾多次来到狮城，追寻祖父百年前留在南洋、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印迹。
的确，回望中国近现代历史，无论是文化变革，还是科技演进，甚至是国共两党各自“奋斗史”，南洋是一个不可不看的广袤场域：多少具影响力的晚清民国事件，多少曾有作为的晚清民国人物，都在南洋留下可供深挖的线索和刻痕。
在我们眼中，张人凤是一位谦谦老人。出生于1940年上海的他，跟祖父张元济共同生活了19年，日复一日在长辈熏陶下养成了一种澹泊宁静、内敛低调的气质。老人留下地址，嘱我们到上海时一定到他家里坐坐，那是先生去世前一直住着的地方……。
临别，张人凤亲笔写下祖父在晚年所做一诗的头两句。这两句诗，看似平常，却寓意隽永，道出了这位普及教育先驱者的一生：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无缘亲炙先生的教诲，无缘目睹先生的风采，然自启蒙那一刻起便受先生的润泽，皆缘家中书橱中珍藏之商务出品向是父母的最爱；惟久沐先生恩惠，却懵然而无所知。今置身美丽狮岛，有缘得见先生的后人，并循此探寻先生南洋之缘于一二，何其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