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述评
许红兵
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沈红芳撰写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一书新近已由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研究项目、美国福特亚洲基金研究项目（1999－2000年度）的最终成果，并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系列研究丛书。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究竟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性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之后东亚经济发展形势的逆转性变化，又在理论界引起了新一轮有关此问题的论争，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东亚是否存在“经济奇迹”？东亚是否存在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客观评价东亚过去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解释危机爆发的成因？东亚金融危机是否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必然的联系？危机后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与经济发展规律将有何变化？该书作者围绕上述议题，以30.7万字的篇幅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以及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作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东亚十个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即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中国和越南。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八章，上篇为综合篇，共四章。下篇为案例篇，也是四章。上篇第一至第四章，从理论的角度，主要围绕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这一特征展开论述，分析对这一多样性产生影响的经济理论，以及这一多样性与东亚金融危机、东亚经济改革之间的关联性如何。下篇第五至第八章，从实证的角度，比较了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并分类型比较了亚洲“四小”、东盟三国以及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特点。
该书作者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相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收集、整理、分析大量的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对一些具有前沿性和争议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第一，明确提出东亚不存在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
作者认为，东亚地区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以及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受到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采取了种类迥异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资源配置机制。加上各个经济体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力度和能力存在着差别，受外部经济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使得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绚丽多彩、形式各异多种经济模式。从共性的角度考察，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至少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为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为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和越南为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其特色。尽管它们的经济模式归属于同一种类型，而且经济发展战略、政策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但是，由于在历史、文化、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即使同属于亚洲“四小”发展类型、东盟三国发展类型的各个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亦有所不同。据此，将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简单地归类为一种单一的模式——“东亚模式”，是不符合该地区客观实际的。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作者对国内外浩瀚的学术文献中对有关概念的混乱使用状况以及内涵的不同解释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提出了衡量区分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标准，以及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的界定。同时，对“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单一东亚模式”、“多样化的东亚模式”的概念与内涵及其争论进行了辨析。作者指出，用中文表达的东亚模式在英文中却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它们虽然仅相差一个英文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有着东亚地区模式多样性的内涵；后者则指单一的模式——东亚模式。作者还对“东亚模式”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这两个概念的差异以及概念的通用进行了分析。
第二，揭示了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作者运用大量文献资料详尽地介绍了国际经济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后期掀起的三轮有关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的论争。同时，揭示了有关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作者认为，在理论层面上，有关论争实质上是自由市场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论争。然而，在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层面上，则表现为在世界银行和IMF支持下的超级大国——美国与日本（后起的发达国家）在亚洲地区争夺经济与政治势力范围的斗争，以及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反控制，争取在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真正独立的斗争。
第三，对东亚经济发展及其多样性产生影响的主要经济理论作了新的探索。
在大量文献资料与实证研究的支持下，作者就对东亚经济发展及其多样性产生影响的主要经济理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作者认为，对东亚早期经济发展具有影响的理论包括了建立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派基础之上的各种“增长理论”，建立在新马克思主义或激进学派基础之上的各种依附理论，以及前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东亚中期经济发展具有影响的理论包括了建立在新古典综合派（亦称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基础之上的各种增长与发展理论；新自由主义各流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现代货币主义理论；以及各种追赶理论，包括“雁行理论”、“技术阶梯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东亚地区近期经济发展所受的影响除了上述理论外，还吸纳了建立在西方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之上的各种自由市场理论、建立在发展主义和新制度学派基础之上的国家推动发展理论，以及新古典综合派与现代货币主义的合流产物——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东亚政府对经济理论的选择与取舍采取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态度，由此导致东亚各个层次的发展中经济体政府所选择的作为制定其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计划以及宏观与微观经济政策组合依据的经济理论是大相径庭的。
第四，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的视角比较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渊源、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的角度出发，作者介绍了各种不同或对立的经济学流派对东亚金融危机生成渊源的纷争，并对东亚五个危机重灾国的危机生成渊源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性探索，得出1997年东亚各个经济体金融危机的生成与爆发的原因不尽相同，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程度上亦有所差别，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与东亚金融危机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的结论。作者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以及危机生成与爆发的原因迥异，决定了东亚地区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步骤与措施并非同出一辙。总体而言，东亚地区的经济改革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泰国、印尼和韩国是向IMF求援，并按IMF的贷款要求进行经济与金融部门的调整与改革。马来西亚在实行外汇管制、重返固定汇率制的同时，进行银行金融部门的改革。菲律宾则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本国的金融银行体系。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背景不同，各重灾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甚大，因而即使同样是寻求IMF援助的经济体，其改革实效差别亦甚大，并因此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在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
第五，运用石川滋的经济发展框架模型，对东亚各类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剖析。
作者在运用明特—拉尔模型基础上扩展的石川滋发展总过程分析模式对东亚地区各种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了研究并加以比较，进一步论证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从经济增长源要素出发，作者探索了亚洲“四小”经济飞速增长的不同奥秘，比较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化发展进程及其政策、经济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作者还比较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包括政治、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对东盟三国经济发展所起的影响。比较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机制，包括了工业化发展政策、资源配置系统、农业发展战略与政策以及政府的支持性措施。作者还对东盟三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及其分配机制、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呈现出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特征，是由其特有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所致的。作者探索了菲律宾经济滞后发展的要因，尤其是政府在工业化发展、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土地关系的变迁中所起的阻滞作用。在对菲律宾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的对外开放、自由化和非制度化改革及其成效作出客观评价的同时，还对菲律宾的收入分配与人民生活水平作了具有对比性的介绍。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与多数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处于相当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面临着很多与东亚其他邻国相类似的经济问题。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模式多样化，发展经验各异，危机之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调整更是千差万别。这本著作的问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邻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好地借鉴并吸取东亚邻国在发展民族经济过程中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因此对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学者、高等院校的师生，以及我国涉外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具有参考价值，对于关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人们也具有可读性。所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所提及的，未能将中国与越南社会主义过渡型模式单独列出一章，进行深入和比较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