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初以前,还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尽管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带有图书馆性质的藏书阁、藏书楼早已有之,藏书之事甚至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但它们只是服务于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直到一个美国女人的到来,这个历史才被改写,她的中文名字叫韦棣华,英文名字为M ary Elizabelh W ood。1899年11月,这是武汉的初秋时节,韦棣华从纽约来到了武昌。这一年,韦女士39岁。本来,她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看望在文华书院任教的弟弟韦德生(RobertE·Wood),并帮他看管房子,然而就是她的这次武汉之旅,却改写了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历史。
文华书院位于武昌凤凰山下的昙华林,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1年创办的一所寄宿学校。韦棣华到武昌不久,就被该校聘为英文教员。有过图书馆工作经历的她很快发现文华校园内图书资料贫乏,教师学生无教学参考书籍,在整个武汉也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于是她动员教员捐献图书,自己到处搜集并自掏腰包购买书刊,在学校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阅览室。这个小阅览室大受师生欢迎,这使韦棣华认识到,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引进中国,并建立一座大型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已非常必要。为了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资金筹措,她又专程返回美国就读于纽约普莱特学院、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学习图书馆学。学习之余,她奔走各大学游说,得到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教会相关人士的大力赞助。1903年,带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建设款项,韦棣华回到了武昌文华书院。这一年文华书院大学部成立,文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此后的日子,韦棣华除了经营文华图书室,主要精力都放在筹建图书馆的工作上。她买下文华附近的一块叫龚家花园的地皮,并做好了前期建设的准备工作。1905年,文华书院为新的图书馆举行了盛大的奠基开工典礼。1909年5月,在文华书院正式更名为“文华大学”的喜庆日子里,图书馆主体建筑完工,新的图书馆被命名为“文华公书林”,即民众化之公开图书馆,这个文雅诗意的名字,突出了“公”字,强调“公共、开放、公享”的意义。1910年5月16日,文华公书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放典礼,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开放后,公书林经常举办演讲会、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以吸引读者上门读书。1914年还成立了一个流动图书馆,选择一些书籍设点存放于各处学校及单位,方便读者就近阅读,并且隔几周更换一次，还设分馆三处,广泛服务武汉市大中学及广大市民,并向市民阐述和宣传公共图书馆的理念和意义。1914年至1916年,文华公书林还在上海、南京、杭州、开封、太原等城市组织巡回演讲,向民众普及图书馆知识。此举引起了文化界特别是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蔡元培先生因此称文华公书林“弥孚众望”。1921年,由于读者需要和藏书的不断增多,韦棣华又派得意门生沈祖荣等到北京、天津等地募捐,又派出文华的学生赴美演剧筹款,加上她的个人捐款,使文华公书林得以扩建,主楼由原来的两层扩建为三层,并建大型的阅览室和会议室。当时馆藏中文书籍两万多册,外文书籍三万多册,中英文杂志一百多种,另有古矿物古生物标本等一千多件。
仅仅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不是韦棣华最终的理想,她还要在中国办好的图书馆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公共图书馆在现代文明中的作用。她资助文华的两名毕业生沈祖荣、胡庆生1914年、1917年分别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他们学成归国后在文华开设图书馆学课程。1920年3月文华大学成立图书科,它是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教育机构,也是当时文华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
此后的岁月,为中国图书馆教育培养人才和为文华公书林筹款便是韦棣华的主要工作。1922年至1923年,当得知美国计划退还最后一笔庚子赔款,她立即给美国总统和美国许多有影响的人士写信,赴京说服美驻华大使萨契曼,并请假于1923年秋赴华盛顿在国会议员中游说此事。还受命代表中华教育改造社邀请美国图书馆协会前主席鲍士伟访华,推动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1924年5月,当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最后一笔庚款退还中国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时,韦棣华无比兴奋。为处置该款成立的专门机构“中国基金会”了解到韦棣华在通过此议案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决定基金一到位,即每年资助文华图书馆五千美元。
韦棣华与文华图书馆同呼吸共命运,终生未嫁。至1930年,文华大学开办图书科10周年,共培养了60名毕业生,其中33人在国内图书馆任职,29人任馆长,他们分布在中国10余个省份,在全国最重要的30座图书馆任职。不仅如此,美国各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多由文华图书科出国留学生创办。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图书馆界至今提起来仍如雷贯耳,如沈祖荣、胡庆生、裘开明、严文郁、汪长炳、桂质柏、童世纲、吴元清、顾家杰等等。
由于韦棣华卓越的成绩和华中大学(1924年文学大学重组为华中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成立一所独立的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条件基本成熟。1930年,韦棣华不顾年事已高和严重的心脏病开始为成立新的学校而奔忙。1930年9月,“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成立。此时,韦棣华来华已有30余年,她的后半生整个都献给了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称她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1931年5月1日,韦棣华病逝于武昌,享年69岁。
韦棣华逝世后,她的学生沈祖荣遵照她的临终嘱托,把文华图专一直办到1953年,后并入武汉大学,文华公书林后经华中大学并入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后又经变故,文华公书林遗存于湖北中医学院校园内,上世纪90年代被拆除,从此人们观赏研究文华公书林只能通过照片,这是历史的伤痛。 （周挥辉）
| 打印本页 来源： 中国台湾网 发布时间：2009-11-20 |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美国图书馆负责人齐聚公共图书馆国际高峰论坛 介绍各地推广阅读文化的先进做法。
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溯源和终极使命是什么？在推动全民阅读中，图书馆又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贝弗利·林奇说图书馆最早是保存文化，后来才致力于引导公众阅读；王余光说1840年以前的中国，图书馆事业走在全世界前列；徐雁说图书馆是城市的“公共书房”；刘淑芬说高频度举办文化活动是个不错的途径；倪晓建呼吁，总分馆的合作与联网势在必行。
在17日举行的公共图书馆国际高峰论坛上，针对“公共图书馆在阅读文化推广中的作用”这一问题，60多位海内外图书馆界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分享各地先进做法，激辨图书馆价值取向。
美国：诞生百余年价值不变
作为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贝弗利·林奇同时也是加州大学一位教授图书信息学的学者，她此次在峰会上的演讲题目是《公共图书馆的持久价值》。通过回溯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对全球图书馆发展历程进行比较，贝弗利·林奇指出，公共图书馆已经存在了100多年，它主要为两个目标而存在，第一是教育希望了解信息的公民，第二是为公民阅读提供资料。
“在1850年以前，美国已经有了一些公共图书馆，但真正的成长发展是在1865年以后。那时美国刚刚结束内战，在25年时间内大约有2250个公共图书馆陆续建成，那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时期，基本和今天中国图书馆的发展相似。”贝弗利·林奇介绍说，早期公共图书馆很多是私人筹资，尤其是安德鲁·卡内基。这是美国公共图书馆一位著名的捐赠人，在他逝世后，卡内基基金继续了他的事业。
最早的图书馆并不致力于引导公众阅读，它更重要的价值是保存文化。林奇观察到，最早期的图书馆实际上就是政府文官的档案馆，记录了国王举行的确保上帝恩惠的仪式等等，这些文件构成了大约公元前1500年米索不达米亚最早的馆藏。在她看来，中国文化3000年赖以生存的典籍也是同样道理，“历史学家依靠政府在图书馆保存的文物重建他们的文化”。
林奇对2003年中国公共图书馆标准和1994年颁发的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宣言做了简单的比较，结论是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行业都采用了相似的方法来考量高质量的图书馆服务。“总而言之，全世界的公共图书馆整体目标是服务大众阅读，这一点是一致的。”她认为。
阅读推广委员会的经验
与贝弗利·林奇持不同意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余光认为，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华民族的图书馆事业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落后，只是在近150年时间里，随着国力下降，中国图书馆事业受到了很大挫折。他说，通过对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学习，最近几十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得到一个飞速的发展，尤其是近10年，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速度在全世界也是最快的。
在这中间，中国图书馆人在推广阅读上所作出的努力不可忽视。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阅读推广委员会，经过几年的探索，在2009年9月28日，孔夫子的诞辰日，“阅读推广年”正式在苏州成立。作为阅读推广委员会的参与者之一，王余光见证了它的发起和成长。在当天的论坛上，王余光向来自海内外的嘉宾介绍了阅读推广委员会的做法。
他介绍说，阅读推广委员会下设15个专业委员会，全面总结中国公共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的努力。主要工作理念有三个：一是将对知识的热情和敬畏，在每一代人中传承下去；二是鼓励人们阅读经典；三是关注不同人群的读书状况，从少儿阅读到老年人的阅读，从大学生到有残障的人群，同时关注新的文本，从纸本到最新的数字阅读。
中国香港：高频度举办文化活动
在香港中央图书馆总馆长刘淑芬看来，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举办一些活动向公众推广阅读文化。其中，对文学活动、写作活动的推广尤其重要。她介绍，香港中央图书馆与香港读书节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各项文化活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还组织一些竞赛，希望鼓励读者写作，并且多用中文写作。”刘淑芬说，在过去几年里，香港中央图书馆为了推广香港文学，鼓励公众读书，不定期地与一些文学机构合作举办文学资料室的专题展览和讲座，比如国学大师、著名学者饶宗颐的讲座，以及各类人文、科技类展览和知名学者系列演讲，这些活动吸引了很多读者尤其是学生来参加。
刘淑芬介绍，香港公共图书馆致力于满足社区的信息需求。“香港有五个层面的图书馆，包括中央图书馆在内的5个图书馆，28个分区图书馆，32个小型图书馆，以及10个流动图书馆，通过管理系统连接起来，为香港居民提供服务。”刘淑芬说，香港中央图书馆作为香港最大的图书馆，拥有最丰富的参考馆藏，也提供最多样的参考咨询服务。该图书馆还有一些特色服务，比如儿童图书馆、玩具图书馆，向青少年推广阅读文化。此外，香港中央图书馆还会举办一些读书俱乐部活动，“每年我们会在暑期举办阅读夏令营，六大主体部门，包括报刊阅览、视听资料图书馆、语言学习室等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刘淑芬说。
中国内地：总分馆合作势在必行
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在论坛中指出，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无论在服务水平、服务理念上，还是在资源条件、办馆水平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他介绍，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今天，需要图书馆之间进行联合，目前这方面有了一些尝试，比如文化部建立的资源共享工程，把县以上的所有图书馆，用一张大网联系在一起，实行资源共享。
倪晓建介绍，在图书馆的合作方面，全国有了几种先进模式，包括深圳模式、嘉兴模式和杭州模式。“2003年深圳提出‘图书馆之城’的建设目标，现在已经形成了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服务体系，服务点星罗棋布。”倪晓建说，嘉兴模式是由市、区、街道各投入30万建一个乡镇馆，在资源管理、业务活动上由市馆统一管理，建立了统一的检索系统。而杭州则实行了“一证通工程”模式，由中心图书馆扶持全市图书馆的数据资源，每个县馆补贴20万，产权归市图书馆所有。
“今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向社会公布了《图书馆服务宣言》，标志着中国图书馆界步入‘行业自觉时代’，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融入世界、与世界图书馆共同发展进步的标志。”在倪晓建看来，全国图书馆界理念上的升华和行动上的自觉、自律，为图书馆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他认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体制的保障，区域间的图书馆总分馆合作、联网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