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20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华民族已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最佳时机。毫无疑问，它既不是物质文明单纯的辉煌，更不是通过回归自然以获得心灵的解脱，而只能是在城市化背景下，通过城市文明建设为炎黄子孙重建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园。如同几千年前的周代一样，它的标志依然是“制礼作乐”，使在现代化进程中崩溃的“礼”“乐”得以修复。但就现状言，不能不说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人们多半只看到“礼”的重要性，而不知道比“礼”更高级的是“乐”，因为只有通过“艺术与审美”，才能使城市化进程中激增的压抑、焦虑与不适应得以稀释与融解，使社会变迁中惶惶不可终日的都市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与快乐。一个和谐的城市社会，是不能只有制度与规范、而没有艺术与审美的。
讲演者小传
刘士林
1966年生于河北曲阳，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等。自20世纪90年代始，主要从事美学、中国诗学、当代文化研究；近年来致力于“现代学者旧体诗词”、“江南美学与文化”、“都市文化研究”的探索。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多种，代表作有《中国诗性文化》、《先验批判》、《澄明美学》、《新道德主义》、《苦难美学》、《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曾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一、什么是城市文明
“城市文明”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我想有两个背景最值得关注：一是从全球范围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推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学家所谓的“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并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到当今世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中国来说，这既是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城市文明”在当下备受关注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论上的准备，却不足乃至匮乏。
城市文明的研究与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首先，什么是文明，它有哪些具体的层面与内涵，这些具体层面与内涵的相互关系为何？这是建构一个科学的发展框架，使城市文明和谐、健康地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是指一整套用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形式符号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概念主要指“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也多有论述，核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由此可知，“文明”的基本内涵决定了其功能相应有三：在“物质文明”层面，以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它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文明”层面，以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创造与运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一种与野蛮时代或野蛮民族有着本质差异的社会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层面，以伦理、艺术等人文精神的创造为最高目标与理想，它是一种在大自然、动物界及野蛮社会中不可想象的艺术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境界。
其次，要弄清“文明”与“城市”的关系。在起源上讲，“文明”与“城市”关系密切，中西皆然。英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最初指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的高贵。荷兰学者彼德·李伯庚在研究欧洲文化史时就指出，在16、17世纪，欧洲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农村里没有城市里那么文雅”。早在中国的周代，人们就把祭祀与礼仪中心看作是“城市”建立的标志，这意味着，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既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是最初的城市文明形态。
尽管城市文明的内涵也主要有三层，但它的核心无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礼”与“乐”。用今天的话说，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文明与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越往上追溯，城市的重心就越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因为只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才能顶住野蛮人或外来文明的军事压力，以及维护好内部的安定团结。但随着城市在当代的发展，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最高理想。或者说，由于“文明病”、城市问题更多地与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相关，因而中国古人最看重的“礼”与“乐”，在当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还可以说，在“礼”与“乐”之间，由于“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目标是建设和谐城市，所以，“城市的美”比“城市的善”更高一层，代表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最高目的。
二、审美、艺术与文明
艺术是“文明的生活的纪录与赞颂”(杜威语)。从发生学角度看，艺术的出现早于文明时代的到来。按照摩尔根的看法，文字、铁器与礼仪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标志，但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原始艺术就已相当成熟，如我们在原始洞穴中所见到的那些壁画，不仅真实地记录下原始人的生活，本身也是一种成熟艺术，并成为现代艺术家如毕加索等竞相模仿的对象。艺术也一直是文明的象征。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创造出属于自身的辉煌艺术。如马克思盛赞的有永恒魅力的古希腊艺术。艺术史家还指出，希腊艺术对希腊文明在当时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传播，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埃及、中国、印度，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这个原因，1998年，法国政府开始筹备在艾菲尔铁塔东侧修建一座大型国家博物馆，名字就叫“艺术与文明”，占地3.6万平方米，耗资11.1亿法郎(约合2亿美元)，目的在于在向公众介绍“非洲、大洋洲、美洲和亚洲的艺术与文明”。
同时，艺术还是“对一个文明质量的最终的评判”。它涉及到艺术与审美的关系。艺术概念的内涵很宽泛，我们判断一种艺术是不是艺术，主要看它是否展示了审美活动的本质与秘密。从美学角度看，尽管艺术的经验与类型千差万别，但目的都在于表达或生产“愉快的自由感”。在学理上讲，就是艺术与知识、伦理的功能不同，它关涉的是人的愉快与不愉快或自由与不自由。由于在艺术的形式与类型中，直观地显示了人的愉快不愉快心理和自由不自由的生命经验，也可以说是生活得幸福不幸福这种人生的最高理想，所以才能说艺术是“对一个文明质量的最终的评判”。
人们常说，艺术是文明时代的批判者与拯救者。为什么？是因为文明总是要带来生命的异化。关于文明时代，恩格斯有一个经典说法：“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一个退步。”文明时代，最根本的异化是理性对感性的扭曲与摧残，正如席勒说资本主义文明使人成为“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而“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看过电影《摩登时代》的人，对此想必都不会陌生。
在漫长的历史中，一般都以为生活的不幸源于物质条件的贫困与恶劣，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如美国学者柏忠言说：“许许多多‘拥有一切’的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确是痛苦的。他们的确是如此痛苦，以致要通过自杀或吸毒来结束或忘掉自己的存在。”这表明，人类的幸福不是仅靠物质力量的进步就可以解决的。有意味的是，在解决那些属于更高层次的精神与感性生存问题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智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艺术与审美。从孔子的“游于艺”，到海德格尔说“诗是人类最后一个上帝”，莫不如此。文明越进步，异化越加剧，人也就越需要艺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更是如此。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大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神经刺激的强化”，这是当代人各种心理疾病与精神焦虑的根源。一些“都市病”尽管可能通过服食镇静剂等得以缓解，但却远不如“心理疗法”或“艺术治疗”更加健康。艺术对文明的价值就在这里。
三、艺术与城市文明
艺术是高层次、高级别的生命活动，既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主体有很高的精神素质。城市社会恰好为艺术提供了主、客两方面的条件。如维也纳，之所以成为世界音乐之都，首先是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有关数据，奥地利人均GDP居世界前十位，是世界上公认的经济最稳定、社会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其次是奥地利人还有高雅的文化传统与审美水准，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其集中体现。维也纳这个艺术之都，可以说阐释了城市文明的最高目的。城市文明的发展水平越高，它与艺术的关系就越密切。
首先，艺术是区别城市与乡村的一个重要尺度。在文明程度较低的“野蛮”民族也有艺术。即使在今天的草根社会，也依然存在着大量“民间歌舞”。但它们本身却并不直接是“审美作品”或“艺术”，只有经过“二度创造”，加上许多不属于它自身的因素――如现代化的乐器、灯光、舞美设计，也就是适合了城市人的审美与娱乐以后，才能具有审美或艺术价值。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以大自然与乡村为主题的艺术总是与城市文明的发展有关。如李泽厚曾指出，中国的山水画是在城市生活相当发达的宋代才成熟的，而欧洲的风景画同样也是成熟于资本主义阶段，而不是成熟于中世纪的田园农庄。艺术之所以只能发生在都市中，是因为乡土文明既没有创造高级艺术的物质条件，也没有主体的精神需要。而只有发展程度更高的城市文明，才会对艺术产生强烈的需求。在古代已经如此，看一下《东京梦华录》、《扬州画舫录》、《都城纪胜》、《清嘉录》等关于汴梁、扬州、杭州、苏州的描写，就可知一二。在西方也是如此，如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有50多个剧院，100个博物馆，以及无数的戏剧、音乐和舞蹈节。这在乡村人眼里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对审美与艺术的态度，折射出大都市与普通城市在文明模式上的差别。一般中小城市发展的重心，更多地倾向于实用性的物质文明层面，而只有积累了雄厚物力财力的大都市，才有可能去从事各种非生产性、非经营性的艺术活动。以巴黎为例，巴黎有80多家博物馆，300多个画廊，市区有70多家剧场，400家电影院，200间艺术大厅，30所临时展馆。据统计，巴黎的绘画、雕像、摄影等展览，每年都在1400次以上。在一般中小城市，热爱艺术、有条件享受艺术的人数有限，所以不仅文化市场规模有限，艺术消费指数也始终比较低，这直接影响到它们的艺术再生产。还有就是大都市与普通城市应对的城市问题不同。文明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更多的异化或异化层次的加深。但需要争辩的是，尽管大都市问题众多，但作为当代人最直接与最重要的社会环境，人们也不可能脱离它去谋求发展的。以公共卫生为例；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如手术、卫生、微生物、化学、电讯、公共卫生措施、教学型和研究型医院、救护车等等――不仅是在城市里的人需要这些，在城市外的人也需要这些……假如没有大城市，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像的。”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决不能成为否定城市文明的借口。而人在城市中产生的压抑、紧张、焦虑、痛苦等，出路之一就是通过艺术与审美获得解脱。这也是当代大都市不再敌视“艺术与审美”的直接原因。
再次，当代都市文明对艺术本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以都市化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导致的是城市空间更加拥挤、资源与利益冲突更加激烈，各种城市问题、危机与矛盾更加尖锐与突出，这不仅激发出当代都市人强烈的艺术与审美需要，同时也改变了艺术与城市文明的传统关系。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一是艺术与生活、贵族与平民的传统边界正在模糊。在传统世界，生活是实际的，艺术是超越的，两者泾渭分明。在当代都市空间，这种传统矛盾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艺术的生活化”或“生活的艺术化”。如果找一个代表，应该是150多年前的美国纽约中央公园与它的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1822～1903)。奥姆斯特德是美国城市美化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他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为普通市民提供了“引人入胜的露天房间”，他开创的景观设计学标志着现代景观设计已不再是贵族的奢侈品。他不仅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观念，也在实践中改善了美国城市的生活质量。所以有人说：“没有奥姆斯特德，美国就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二是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都市文明实践直接影响了艺术的主题与发展。以艺术与世界博览会关系为例，世博会最初叫做“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从这个名称上看根本没有艺术的位置。1851年第一届伦敦世博会，只是到了闭幕式阶段，才安排了一些简单的音乐演出。在后来这一直被诟病为“英国人没文化”。但到了1855年第二届巴黎世博会，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会展主题已丰富为“农业、工业和艺术”，艺术的内容也变得相当丰富。巴黎世博会专门设立了美术品展览馆，展出了近5000件的绘画与雕刻作品，同时还举办了首届世界摄影展。当时，巴黎人还在为世博会建造的“工业宫”四周设置了众多的小剧院，每十步就有一个。越往后来，世博会的文化与艺术氛围就越浓厚，以至于有些世博会直接催生出新的音乐形式，如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与瓦列兹的《电子音诗》，1970年大阪世博会与电子先锋音乐等。三是在知识经济与消费社会，艺术与经济的“敌对”关系走向终结。自从康德提出“审美的无功利性”，两者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中。但在当代，艺术不仅成为文化生产力系统中的有生力量，也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资源配备中重要的因素。一位资深社会学者说，城市的发展，首先是拼经济，其次是拼管理，最后是拼文化。由于艺术代表着文化的最高境界，所以说最后应该是拼艺术。以当下人们普遍看重的“城市形象”为例，良好的城市形象对于提升城市的区域竞争能力、吸引投资与引进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当代城市中，艺术与经济实现了新的更高的和谐。
当代艺术产业与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也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定位与目标。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是建设“艺术之城”。艺术产业化及其“富可敌国”的经济效益，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城市改变观念、不惜血本进行“艺术之城”建设的重要原因。以法国为例，它的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卢浮宫前的小金字塔、奥赛博物馆等，先后得到了几任总统的极大关怀与支持。在一些艺术产业发达的城市，相关数据表明，艺术生产力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构成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数。如埃及的亚历山大，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奥地利的维也纳，英国的爱丁堡，美国的费城，澳大利亚的悉尼，俄罗斯的莫斯科等，这些城市的艺术与产业之间已形成一种良性发展的模式，艺术生产力提供的新生产要素与资源给城市经济带来活力，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则为艺术再生产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与环境。“艺术之城”是一个新的发展理念，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重新定义了人类与城市，如果说在前者是人的情感、心理、自由体验等高级需要正在成为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问题，那么对于后者而言，城市的存在已不单单是出于商贸、防卫等现实需要，而是要成为人诗意栖居的家园。
四、全面提升长三角都市群文明水平
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在使中国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多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除了环境与资源的紧张，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城市化引发的一系列精神文化问题。这是一些中国城市开始关注“艺术与审美”的原因。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表明我们已意识到“城市文明的审美内涵”。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美好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吃饱穿暖的生活。……还需要art，也就是艺术……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城市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还要使人感到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
某种意义上，城市化水平越高，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利越多，在精神文化上的付出也会相应增加。这就意味着，上海及长三角大都市比一般的不发达地区更需要艺术与审美来提升城市文明的水平，以消除自身在迅速发展中带来的问题。否则，西方现代化大都市的各种“城市病”，将很可能在中国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重演。西方城市的制度与机制建设较为成功，这是它们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直接原因，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的。但另一方面，“制度”与“机制”等仅相当于“礼”的片面发展，与之相伴的是都市人的焦虑、压抑与异化。西方社会学家经常讲到的“城市危机”，也可理解为“重礼轻乐”的苦果。中国的城市化要防止重蹈覆辙，有必要提出“艺术之城”的建设目标。
最重要的是调整观念，改变轻视艺术与审美的态度，为城市文明设计一个在内容上更丰富、在框架上更完整，具有视野上的前瞻性与实践中的先进性的发展战略。对上海和长三角大都市而言，要在建设法治之城、健康之城、生态之城、礼仪之城、诚信之城、学习之城、友善之城之外，增加“艺术之城”的发展目标。“艺术之城”是一种以美学为理论基础、以艺术活动为实践中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框架，它对于提升城市文明的水准、促使经济社会和谐与全面发展十分重要。
在经过20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华民族已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最佳时机。毫无疑问，它既不是物质文明单纯的辉煌，更不是通过回归自然以获得心灵的解脱，而只能是在城市化背景下，通过城市文明建设为炎黄子孙重建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园。如同几千年前的周代一样，它的标志依然是“制礼作乐”，使在现代化进程中崩溃的“礼”“乐”得以修复。但就现状言，不能不说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人们多半只看到“礼”的重要性，而不知道比“礼”更高级的是“乐”，因为只有通过“艺术与审美”，才能使城市化进程中激增的压抑、焦虑与不适应得以稀释与融解，使社会变迁中惶惶不可终日的都市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与快乐。一个和谐的城市社会，是不能只有制度与规范、而没有艺术与审美的。(在上海师大“双三角论坛”上的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