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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主义的衰落

——读《甘地与印度》、《天国在你心中》、《乌合之众》有感

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关系学院2009级本科生

杨磊

如果说争夺权力是政治的永恒主题并且得到了公认，那么政治家们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具体运用的手段这个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思想，你都无法否认甘地以及他的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划时代的意义。这位被丘吉尔讽刺为“半裸的苦行僧”的哲人兼政治家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斗争——非暴力与不合作。而它的影响力也超越了国界并在不同的文化中广泛传播，20世纪的美国民权运动正是继承了甘地的衣钵。不过，在世界更多的地方，也包括甘地的故乡，人们越来越无法相互理解，暴力、冲突、屠杀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悲剧的发生不能仅仅懒惰地归因于霸权主义、恐怖主义，而应该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中去寻找，比如人性。由于能力和篇幅所限，本文仅仅关注甘地主义在印度的衰落。当然，这种衰落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另外，甘地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思想，它甚至触及到了哲学，由于《甘地与印度》这本书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理解甘地主义，因此，我也不打算把有关哲学的思想加入到主题中来。

甘地主义的发展是与甘地本人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的。甘地的一生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变，这三次转变都对甘地主义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第一次是甘地在南非遭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在此之前，甘地是典型的英国绅士的形象——西装革履加皮鞋，这种装扮是当时印度精英阶层流行的模式。不只是外表，就连内心的思想也是完全西化的——无神论，推崇理性、平等。不过，在伦敦，在这个无论是文化习俗还是宗教都与故乡极不相同的异乡留学的经历，使得甘地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为他后来的转型奠定了基础。然而此时的甘地仍是典型的英国化的印度精英。但当他被从火车上扔下去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遭受了这种极端不平等的待遇使得甘地彻底认清了启蒙学者们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的黑暗的强烈差距，甘地决心推翻这种西方人占主导地位的压迫制度。同时，受到当时正流行于欧美的和平主义思潮（主要由托尔斯泰、梭罗等人引领）的启发并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精髓，甘地提出了“萨提亚格拉哈”（寻求真理将永远不容许使用暴力对付自己的敌人；必须通过耐心和理解使对手摆脱谬误，因为在一个人看来是真理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是谬误。而耐心则意味着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并决定将其付诸实践。萨提亚格拉哈在南非的实验在初次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德兰士瓦州长对部分印度人的要求作出了让步，这让甘地受到了极大地鼓舞，并且开始了在印度的同样尝试。

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并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印度精英指望通过参战而提高印度的地位甚至最终独立，然而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彻底使这些曾对帝国抱有幻想的人们感到了绝望，其中也包括甘地。对大英帝国态度的转变构成了甘地人生经历的第二次转折。此后，他开始从事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对抗英帝国的统治，希望在南非的成功可以在印度重演。不过他这次却受到了两个敌人的强有力的挑战。第一个敌人是女王政府的高效严密的体制以及强硬的态度，不过这个敌人看似强大，却在一天一天地衰落下去。第二次大战以后，英国从印度的撤退已成定局。然而，第二个敌人确始终是萨蒂亚格拉哈的心腹大患，并且随着第一个敌人的消失而愈加强大，以至于甘地至死也未能够战胜它，那就是来自印度自身的暴力。

在英帝国统治期间，甘地的主要敌人是英国的殖民者，然而在非暴力地反抗过程中，却总蕴藏着潜在的暴力诱因，并且时常爆发流血事件。不过，总体上看，甘地——运动的发起者是能够即时制止暴力的进一步蔓延。并且，非暴力运动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比如1931年的《德里协定》。除了采用非暴力的游行示威以及拒绝为政府部门工作的手段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式就是抵制英货。甘地号召印度人民回归手摇纺车的时代，并且发起了旨在反对英国食盐垄断的食盐进军运动。我们不应该仅仅把这些看作是抵制英货的谋略，而更应该把这些看作是甘地的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在受到梭罗、托尔斯泰等人影响的甘地看来，大工业文明虽然带来了社会效率的提高，却并未带给人们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每个人作为高效运行的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托尔斯泰称之为对上帝的爱。因此，回归手摇纺车时代不仅仅只是一种不合作的策略，更是对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的回归，甘地认为只有这种回归才能使人们重新找到“爱”，重新相互理解，这构成了甘地主义的第二个重要部分。

不过遗憾的是，大多数印度人没有看到甘地的这一思想，他们仅仅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种与英国斗争的手段，于是，在英国撤退以后，甘地主义逐渐遭到了抛弃或者说是遗忘。于是在1947年，在克什米尔，爆发了印巴第一次战争。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如果还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国家的话），都在发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穆斯林教徒和锡克教徒的冲突，人们完全陷入了疯狂的状态。悲惨的现实与甘地美好的理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甘地对萨蒂亚格拉哈的前景由乐观转变为悲观甚至绝望。这构成了甘地的第三次转折。正如《甘地与印度》一书中指出的，“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甘地认为人性的疯狂已经危机了他奉献出整个人生为之奋斗的一切。1947年1月2日，他说他感到自己身处黑暗的包围之中。……然而他极其清晰地看到，他的努力在无法克服的壁垒面前撞得粉碎。过去，穆斯林会和印度教徒一起听他布道，并成为他的信徒；现在，这种情况却越来越罕见了。”

除了非暴力的思想被人们忘记了外，甘地的回归传统社会的思想也没有被后来的当政者所采用。相反，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这位甘地主义的曾经的信徒，却在国家建设的道路上走了一条与甘地主义截然相反的苏联式的道路——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此，我们引出了问题：为什么曾经显赫一时的甘地主义在英国人撤退后逐渐衰落了下去？对此问题，我准备从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村社自治（回归传统社会）没有实现？为什么人们抛弃了非暴力思想？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想这与国际社会的相互影响的强度逐渐增大并且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有关。我们知道，在国内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生活态度以及价值取向都有所不同。有的人会追逐声色犬马，有的人则淡泊名利。拜金主义者（在此并无道德色彩）会把全部精力用于思考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本，但是淡泊名利者更希望“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一个缺乏效率的人意味着他比别人要少获得一些社会报酬，但是却不必担心别人会因此而加害于他的性命。与国内社会相反，在国际社会中，弱国非常有可能被强国吞并。为了至少确保自身的安全，国家就必须一切从效率出发，建构的制度、出台的政策甚至是文化都必须尽可能推崇效率。然而，这只是就近代以来而论，在古代并非如此。无论是近代之前的穆斯林文明（印度隶属于此），还是儒家文明，这些社会并不推崇效率，而是注重信仰或者道德。于此相反，西方在中世纪末期发展出了一种追求效率的文明，即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文明，这种文明追求效率，由此而重新发现了人类的理性。在新航路开辟以前，新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以及儒家文明可以并行不悖。但是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东西方的接触机会增多，相互影响逐渐增强，直到更有效率的西方人用坚船利炮使东方人屈服。（但要强调指出，西方的胜利只是物质层面上的，而远非文明上的胜利。判断一个文明是否优越的标准不应该仅取决于该文明是否更具效率）

考虑到印度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以及当时的冷战大背景，印度的新一代领袖除了接受推崇效率的西方模式外根本不会有其他的选择的余地。甘地的村社自治思想只能被束之高阁。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全盘西化的模式是以抛弃传统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在古代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的问题非常可能在近现代社会中屡屡出现。这就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和睦相处了几百年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突然在将要迈入现代社会的印度爆发了冲突。因为，在村社自治的年代，村与村之间的联系非常稀少。而当国家试图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把这些村庄联系到一起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联系的加强，就意味着一些村庄对另一些村庄施加不对等的影响力进而演变为控制力。后者为了摆脱这种控制拼命寻求抵抗，矛盾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此外新生的政府并无一个完善的处理矛盾的机制再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流血的悲剧最终上演了。

然而，在传统社会中，经过了成百上千年的智慧、经验和实践的积累，印度人的祖先已经找到了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的办法，并且把这种方法融入了制度、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而沉淀下来。但是，全盘西化意味着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丢弃这些先辈们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而后人们则要重新探索解决这个已经被解决的问题的途径。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似乎可以从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得到一些启发，虽然他的观点以及论证备受争议。

在《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看来，“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了同一个方向上，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接着勒庞论述道，由于群体的免责性（所谓的法不责众）以及个体聚集在一起所感到的力量使得群体很少受到外在力量的威慑和约束。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体也不会倾向于理性思考，相反群体容易被某种简单化的真理引向极端。在此种状态下，无论个人受到过如何优秀的教育，一旦他进入群体后，这种理性思考的能力也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会看到法国大革命最初的无序以及在被拿破仑利用后，群众对其极端的崇拜。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三种有价值的观点：①一群有着共同目标、理想的人会形成一种群体；②这种群体的特征是倾向于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无论在群体中的个人是受过何等程度的教育；③这种非理性的倾向极有可能导致对领袖的极端崇拜，以至于愿意为其做任何事情包括自我牺牲。

于是我们可以提出一种猜想（之所以是猜想是因为我没法提供证据）来解释第二个问题，即甘地主义为何被抛弃。英国人为了方便运输商品和军队，在印度修建了世界最长的铁路。但另一方面，铁路也密切了印度各地的联系，从而为形成一个共同的群体而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受到一战后的民族自决的思潮的影响，印度人也开始谋求自治独立的地位，为了这一共同的理想，人们形成了一个群体，甘地可以说是这个群体的领袖之一。此时的甘地可以将其非暴力的思想施加于群众运动中，并且有能力阻止暴力的蔓延，因为他是领袖。但是，我很怀疑群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理解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也许群众接受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也是出于非理性吧。随着英国人的撤退，群体的共同目标已不存在，它开始了分化重组的过程。这一次，群体是以宗教信仰为目标构筑起来的。因此，既不算是典型的印度教徒更不能算是穆斯林的甘地在这些群体中的威望急剧下降，以至于无力控制暴力的蔓延、冲突的加剧。

然而，无论是以民族主义为目标也好，还是以宗教信仰为目标也好，这些目标本身就具有狭隘性：前者会对其他民族不宽容，而后者会对异教徒不宽容。它们都不是完美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完美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有等差的爱。一般情况下，这种爱的程度是随着人们平时对周围人所接触的多少而递（增）减，当然可能会有别的因素，比如爱慕之情、思想的共鸣……善良的父母总是会在两个孩子打架的时候保护自己的孩子，虽然他们的孩子可能比另一个孩子更加身强体壮。同样的道理，有权有势的父母可能会利用他们现有的资源为自己的孩子成长提供某种便利，而这种便利对于其他孩子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压迫）的表现。但是这对父母不会因此而感到丝毫愧疚，相反，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于是不理解就产生了。群体之间的人无法真正相互理解的原因是他们都深爱着本群体内的人，并且把这种爱当作不理解另一群体的借口。

那么如何迎来人们相互理解的一天呢？答案就在甘地的心中和托尔斯泰的笔下。托尔斯泰在他的《天国在你心中》一书中指出了，人类必须抛弃这种有等差的爱，而去接受无等差的爱——对上帝之爱。这要求我们平等地去爱每一个人；不使用暴力去抵抗恶人；不要响应国家的服兵役号召，因为这会增长暴力；不纳税，因为纳税意味着对这种压迫性的制度的支持；不参加政府，同上……这或许才是真正的进步，因为这是一种对人类的价值观的根本改变。我不能确定这种想法到底有多少可操作性，也不能预言这种改变一定会到来，它也许永远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梦想。但是谁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呢？不过，就现在而论，这种改变正在越来越变得不可能。一方面，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自己领域里的专家，但却是其他领域里的白痴。专家们越来越不能看到整个社会机器的面貌，而只专注于自己管理下的一个小齿轮。另一方面，娱乐手段的日益多样化，为人们宣泄遭受压迫的压力提供了途径，但却占用了本应用于思考、祈祷的时间。图书馆、教堂这些建筑在现代喧闹的都市里显得是那么不相协调，大学里也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最可笑的是，连寺庙都沾染了世俗的气息，开始了商业化的运行。

虽然甘地主义的社会方面的主张在那个时代没能应用于实践中去，但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于少部分人的心中。这些人，作为甘地的最后信徒，坚守着甘地主义最后的阵地，在艰苦地对抗着这个西化了的世界，这个追求效率的世界，这个迷失了的世界。也许这些人期待着并坚信天国的来临，那时人们会真正相互理解。那时，甘地主义会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