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往昔看今朝
——《印度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读书笔记
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关系学院2009级本科生
杨磊
一本好书的价值往往能够跨越时间的限制，不仅在当时而且也能够在未来产生威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一书的确是一本好书。因为我们惊奇地发现很多书中所提甚至可以被直接用于40年后的今天。这也从另一方面暗示了印度洋周围的变迁并非天翻地覆，而是有迹可循。甚至冷战结束都并未很大地影响到印度洋的总体格局。由此出发，本文力图寻找60年代末的印度洋与今天的相似和相异情况，并且希望能够使用原书的思想和方法分析今日的印度洋格局。
一、作为整体的印度洋
无论是在六十年代末还是在今天，印度洋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印度洋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外来势力的影响。
首先，从经济上看，印度洋周围地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依旧是资源丰富与沿岸国家的贫穷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一点上可能只有澳大利亚和少数中东产油国是例外，但这些国家即使在60年代末也已经不该算是贫穷了。该地区北部的石油似乎是国际关系中永恒的话题，全球需要中东的石油，正如同生物不能离开空气一样。除了中东，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储备，这更加重了印度洋的重要性。与北部相媲美，南部也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在南非，黄金和钻石几乎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此外赞比亚的铜、印度的锰都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茅。然而，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并未变成与之相对的财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口的众多。该地区的人口在70年代左右占了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由于南亚和东非并没有如中国一样的严格的控制人口计划，这一比例应该有所增长。于是，该地区的农业仅限于自给自足，有些国家的粮食甚至需要进口。在贸易方面，印度洋国家更多的是与该地区之外的国家进行贸易，这与殖民地的历史有关。不过，在1995年，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建立也许标志着该地区的经济合作的一个新起点。
其次，在政治军事方面，印度洋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注意的是，在印度洋沿岸国家中，并没有一个国家具备独霸印度洋的能力。于是，自从殖民时代起，印度洋便成了世界大国争夺的对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马汉所说“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按照原书所说，进入印度洋有四个门户：苏伊士—红海狭窄通道，马来半岛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空隙，澳大利亚南部和南非南部的开阔入口。一个海军强国可以拦阻海上交通，强迫船只绕道远航。考虑到中东石油的地理位置，印度洋的航线则显得更加重要。此外，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侵入亚欧大陆，使得印度洋到俄国和中国的直线最短距离分别为不到500英里和不到300英里，无论是潜射还是舰射导弹都可以覆盖中俄国土的很大部分面积。
二、西北门户
有财富的地方就会有利益的争夺，这一条正适用于中东地区。古代时期，中东作为南亚、东南亚与欧洲贸易的中转站就曾盛极一时。阿拉伯人通过转卖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的香料甚至中国的丝绸和茶叶牟取了巨大的利润，直到达伽马发现绕航好望角的航线后，阿拉伯人的垄断才告终结。19世纪，英帝国为了加强与印度的联系，自然要确保中东地区不为另一个大国所控制，于是英国人开始渗透进中东。这一现象随着二战后在中东地区大规模地发现石油而愈演愈烈，不止英国，美国人、荷兰人、法国人也开始向中东石油进军。随着在中东投资的增多，在此地的利益也随之增大，为了确保投资的安全，西方人不会轻易允许一个亲苏的政府上台，以防止资产被国有化。美国在1953年推翻摩萨台政权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到六十年代末，美国人此时深陷越战泥潭，而英国人已无力在此地维持一支大规模的军队，不巧的是，苏联人偏偏在此时出现在印度洋上。苏联人的出现确实出动了西方人的敏感的神经，因为此时欧洲的一半以上的石油来自中东，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写作目的就在于分析苏联人的意图。更糟的是，阿以战争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化，战争的结果就是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以及埃及更加依赖苏联。欧洲人对此的应对措施是建造巨型油轮，从而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海上庞然大物是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因此，对于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西方人一直存在争议。（重新开放运河也会带来苏联更容易地进入印度洋）
巧合的是，今天，在苏伊士运河重开的时代，仍然存在“封闭”的危险，危险的来源就是索马里的海盗。海盗们的神出鬼没致使使用苏伊士运河的船只的运输成本增加，今天的人们仍然需要考虑40年前的人们考虑过的问题：使用更大的船花更长的时间绕航好望角还是使用更小的船花更少的时间冒更大的风险走苏伊士？
的确冷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安全。可能的隐患会来自于企图称霸波斯湾的任何一个国家，正如苏联曾经做过的那样。同40年前一样，今天的美国仍然不能允许一个地区性的强国出现在波斯湾。为此，美国人发动了两次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在今天，美国人仍要面对来自伊朗的威胁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怖袭击。即使美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但也不能阻止对伊朗的开战将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样美国精确且威力强大的武器也不能帮助她辨别哪个是穆斯林平民哪个是邪恶的圣战士。看来，虽然此地的有形的威胁趋于减少，但是无形的威胁——更加难以应付——则趋于增多。
三、东印度洋
在东印度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其他的国家要么是因为太小，要么是因为并不具备值得论述的影响力在此不予讨论。传统上说，印度洋是以印度次大陆的顶端作为分界线的，以东为东印度洋，以西为西印度洋，但这里为了论述方便，便把巴基斯坦和印度算作东印度洋，而在印度洋中部的群岛将与东非和南非一同论述。
在整个印度洋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当属澳大利亚了。可惜的是，直到60年代末，澳大利亚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印度洋大国，这与其历史经历是分不开的。早在殖民时代，英国人在使用到达印度的航线的同时也开辟了到达西澳大利亚的航路。但英国人并未在西澳大利亚取得多大的发展。相反，在澳大利亚东南沿海一带的富饶土地上，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相继建立起来，澳大利亚的人口也主要集中于东南部。二战时期，日军一度攻占几内亚半岛，并且空袭过澳大利亚本土，这使得澳大利亚人骨子里有一种对来自太平洋上的恐惧。他们总在设想某一强国可能会从东亚南下经过马来群岛从而袭击澳大利亚本土，因此，澳大利亚的防御重心是在太平洋。《澳新美同盟条约》便是针对来自太平洋的入侵。然而，随着英国人在60年代末的撤退和苏联的出现，印度洋已不再安全，澳大利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是印度洋国家。的确，澳大利亚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都要通过印度洋，而且其与欧洲的贸易也必须依赖印度洋。为了应对苏联的可能威胁，澳大利亚人选择了把美国人引入这个地区，其方式就是允许美国人使用港口作为基地。
同样作为扼守印度洋入口一端的印度尼西亚所选择的策略与澳大利亚有很大差别。这是由于在建国初期的20年里，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的领导下选择了与北京结盟。的确，印度尼西亚曾经一度因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而使邻国感到害怕，将印度洋称为印度尼西亚洋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表现。1965年政变后，共产党垮台，苏哈托开始了独裁的统治。苏哈托对共产党的屠杀自然招致了北京和莫斯科的反感。而在另一方面，雅加达也开始探寻一条不结盟的道路。从国家利益出发，雅加达认为如果不能得到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这一最优结果，那么得到美苏在印度洋达到均势的次优结果也是不错的。于是，雅加达便默认了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五国协定。总之，由于印尼的海军力量在当时尚不够强大，所以印尼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
当我们把目光转到南亚，就会很自然地发现该地与印度洋其他地区的显著不同——战争冲突不断。英国人在1947年从南亚次大陆的撤退带走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但是却留下了种族宗教仇恨的火种。我在此无意去评论英国的1947年的印巴分治政策究竟是带来了更少还是更多的牺牲。然而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在英国治下的印度（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并无如此之大的种族和宗教冲突？然而，无论如何，南亚次大陆的分裂正给了美苏介入的空隙，正像中东那里的情况一样。美国在二战后的前二十年里是支持巴基斯坦的，这是与“北排”(northern tier)联盟协调一致，该联盟包括土耳其和伊朗，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苏联南下进入印度洋。因此，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可以看作是“北排”联盟的自然延伸。但由于安全困境，印度感到了来自东方（孟加拉）和西方（巴基斯坦）的双面威胁，这一情况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更加剧了。于是印度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即使美国人在后来调整了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但是祸根已经埋下，而且中国开始渗透巴基斯坦。
大陆上的冲突自然吸引了本该关注于海洋的注意力。事实上，印度人早就看出了印度洋的重要性。印度前外长辛格就曾说过：印度在近代史上的亡国始于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但是陆地吸引了印度人太多的精力了，以至于印度的海军只能从事防卫沿海的简单任务。巴基斯坦的海军建设甚至更糟，即使东巴和西巴的联系要通过海上来完成。看来并不是南亚国家忽视了海军的建设而是对此无能为力，也许印巴海军的真正强大将始于印巴和解之时。从更广大范围去看，印巴冲突似乎也拖了整个印度洋的后退，双方把本来可以投入经济建设消除贫困的资金用于屠杀同类并且越陷越深无力自拔。
总之，看来在60年代末，苏联刚刚出现在印度洋上的时候，东印度洋地区并无一个具备独立对抗苏联海军能力的国家。并且南亚次大陆的冲突使得苏联更容易将势力渗透进该地区，苏联取得在印度的港口停靠和维修的权利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东印度洋的各国（除了印度）几乎是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苏联的舰队游弋于印度洋，这使得他们尽可能的寻求能与此相抗衡的力量——美国。地区性的联合看来并非不可能，但这要取决于苏联咄咄逼人的程度以及各国的和解进程。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苏联帝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构想似乎离现实更近了一步。东印度洋的地区合作前景是一片光明的，因为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各国彼此不共戴天地仇恨对方的原因，当然印巴这对冤家可能是个例外。
四、西印度洋
这是该地区最不发达的角落，并且全是从殖民地刚刚独立出来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维持国内秩序的稳定和摆脱贫困要比外交事务重要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黑非洲国家以及印度洋岛国对外事的漠不关心，至少这些国家在一个问题上是关注的，即南非的种族隔离。因而，在60年代末这些国家又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首先，苏联和中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非洲。中国建设坦赞铁路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利益不如说是出于政治需要。为了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中国需要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物质的帮助，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虽然她自己国内迫切需要这些援外资金。苏联在也门和南也门的军事基地使得其海军更容易南下印度洋，甚至可能骚扰西方的航线安全，威慑沿岸国家的政权，以帮助亲共产党的势力上台执政。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些黑非洲国家需要西方提供保护伞。然而仔细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整个南部非洲根本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大型军舰停靠和维修的基地，只有南非的西蒙斯顿和德班是例外。如果要使南非同意把这些港口作为西方军舰的基地从而为黑非洲国家提供保护的话，这些国家就不应该大力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事实上，正如一位英国将军所说：种族隔离制度在安全协定中是没有地位的。非洲国家也应该懂得这一点。
其次，南非也开始了与周边国家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按照原书的说法“在分析非洲南部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非的那些邻国，部分地由于同它们的小经济相关的问题，在经济方面很少有迅速发展的希望，除非它们与南非进行区域性的合作。非洲南部的区域性经济合作，不仅能节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无可置疑地也是次大陆上许多国家发展经济的唯一希望”。还是那个道理，如果指望得到南非的投资和援助，那你就不能同时肆无忌惮地大骂人家。
看来，即使在种族隔离盛行的日子里，南非和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是紧密的，更不用说当种族隔离被废除后的今天。不过也许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是与苏联和中国的撤退是分不开的，因为当苏联和中国的威胁没有消退时，南非便可以堂而皇之以中苏的威胁作为谈判的筹码，因为毕竟在西印度洋沿岸上，只有她有着现代化的港口。
今天的西印度洋与40年前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南非和毛里求斯、塞舌尔等几个少数国家已经摆脱了贫困，这主要得益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当然国内的社会稳定是一切前提，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值得人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西方的民主，在毛里求斯取得了成功，而在马达加斯加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呢？总之，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利于区域合作的，这些富有的国家有义务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兄弟国家。
五、大国的利益及其政策
西方的分析家们总是怀着近乎病态的敏感去揣测苏联和中国的每一个举动，这当然是受到了冷战环境的影响，使这两个超级大国总是从最坏的角度出发去估计对方的举动可能造成的不利于己的后果。由此，西方人总是认为苏联的哪怕是一个防御性的举动都怀有侵略的目的，认为苏联的一个可能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都充满着阴谋。本文的作者们就是怀着这种思想进行写作的。
首先，大部分篇章的作者夸大了苏联和中国的能力。仔细考察苏联的地理和历史就会发现，苏联从来不是一个海洋大国。广袤的领土以及漫长的边界使得苏联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大陆上，如何防止西方的敌人肆无忌惮地突入东欧平原，如何将西伯利亚和欧洲部分有效地联系起来是苏联或俄国人首要考虑的问题。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这种可怕的事情。中世纪时蒙古铁骑曾经横扫西伯利亚，洗劫了欧洲。而近代史上，拿破仑和希特勒也都深入到了俄国的腹地。另外，地理上缺少天然的不冻港成为了限制苏联海军的障碍。中国的海军甚至比苏联更加糟糕。虽然中国人自近代以来总是被来自海上的力量打败，但是自然经济使得阻碍着中国的航海精神。工业的不发达也使得中国的造船能力十分有限，仅有的几艘大型舰只几乎全部购置于苏联。因此，认为苏联和中国具有可以控制印度洋、威胁沿岸国家生存这种能力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
其次，这些作者们也错误地估计了苏联和中国的意图，即使这种估计是从最坏的方面来思考（但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我们在估计一个国家的某一政策的意图时，不应受到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的干扰。虽然周恩来总理曾经在索马里访问时失言道“非洲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了”，但这可以作为中国准备向非洲大陆输出革命的依据吗？完全地使用现实主义的思想导致了作者们把许多因素极端化。比如，在估计中国援助坦赞铁路的意图时，作者们按照现实主义的假设——国家都是理性的行为体，认为这是中国为了摄取赞比亚的铜。然而，中国在并不具备这种大规模的海上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如何把赞比亚的铜运往中国呢？事实上，很难说中国的这一决策是理性的。在考察中国这一决策时，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当时的内部状况：个人崇拜现象严重，非理性的革命热情高涨，国内生产的困难。因此，在制定一项决策时，往往取决于毛泽东主席的一腔革命热情（建构主义的认同原则），而缺乏对结果的成本收益分析。同样的道理，这些现实主义者们也未能预测到1962年的中苏分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分裂是非理性的。
同样，关于苏联出现在印度洋上的意图，大部分作者认为是为了削弱美国和欧洲的利益。当欧洲（主要是英国）从印度洋开始撤退后，而此时美国又无力卷入印度洋上的纷争，苏联自然而然地填补了留下来的空缺。“这是以最小的代价谋求最大的利益”。即使苏联在该地区本身并无重大利益，但她的意图是损害西方的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思想，仍然没有逃离现实主义的范畴。不过，仍有少数的作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苏联的出现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苏联在任何时期都要解决如何更有效的加强远东和欧洲部分的联系这个问题，亚欧第一大陆桥的开通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只有一条途径毕竟是不保险的，如果能够开辟一条海上通道，这会在特别时期起到重要的作用。另外，考虑到美国的潜射导弹如果部署在印度洋上，那么苏联为了国家安全而在印度洋上采取反制措施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后一种看法被称作修正主义观点。与前一种充满着阴谋论的观点不同，该观点认为苏联的对外决策更是为了国家的安全，而不主要是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苏联和中国都没有进一步扩展其在印度洋上的势力，中国把注意力转向了国内，而苏联则转向了阿富汗。这些都在表明，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不可以仅仅只用一种思想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国际关系学生需要广阅群书的原因，因为每接触到一种新思想其实都是在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难题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看待今日的印度洋上的格局时，我们既要看到各国的竞争，也应看到各国的合作。随着中国和日本从中东石油进口量的猛增，这两个国家不得不对印度洋上的航线安全予以极大的关注。另一方面，印度经济的腾飞膨胀了其成为印度洋大国的野心，而美国则力求在印度洋地区维持稳定的均势，遏制中国向印度洋发展。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看来不太可能在印度洋上发生，竞争的领域已经从军事转向了经济，这只会使竞争更加复杂，同时也会带来无尽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