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沉默
——读《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关系学院 2009级本科生龙泽民
本书作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他1933年生于印度，现在仍然保持印度国籍。他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他对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深切关心，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森的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认为，“在社会选择、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更广泛的分配伦理学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测量问题上，森是一位无可怀疑的大师。”
阿马蒂亚·森的代表作《以自由看待发展》已于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最新力作《身份认同与暴力》也将于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阿马蒂亚·森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论文选集。该书从印度由来已久的争鸣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提纲挈领地表明了了解当代印度——包括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全书分直言与异议、文化与交流、政治与抗争、政治与抗争、理性与身份四部分内容。
印度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拥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信仰，判然有异的风俗和异彩纷呈的观点。《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论文选集。该书从印度由来已久的争鸣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提纲挈领地表明了了解当代印度——包括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争鸣传统不仅影响了印度文学、文化、政治、科学与数学发展的历史，而且还影响了构威其宗教多样性之基础的知识多元主义。知识多元主义包括属于印度教哲学范围之内的非正统见解，也包括印度的其他宗教经验，从佛教、耆那教和无神论在早期的盛行，到与外来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具有建设性的遭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想理解当代印度所面临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挑战，就应当充分认识其多元主义的、相互作用的和生生不息的传统。
阿马蒂亚·森认为，通过互动进程，特别是在后殖民世界，外来观点也会对民族本体认知产生影响。西方往往将印度视为一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神性和无缘无故的神秘主义的地方。然而，印度具有怀疑主义和追求理性的悠久传统，除了在数学、天文学、语言学、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世俗领域的贡献之外，或许还拥有所有文明古国之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文献。森还论述了印度丰富的知识遗产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的侨底利耶与阿育王直至十六世纪的阿克巴所概述的经世治国哲学：印度在公元第一千纪与中国之密切关系的历史及其至今依然存续的重要意义：印度古老而严谨的历法：萨蒂亚吉特·拉伊的电影：具有远见卓识的诗人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与莫汉达斯·甘地之间关于印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辩论。
森认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于捍卫其世俗政治，对于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对于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事业，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18世纪晚期的格拉斯哥街头，如果一位男士不能身穿一件亚麻衬衫，那就是不体面的。经历过饥荒和战乱的阿马蒂亚•森一直铭记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这个“体面生活”的例子，后来在剑桥大学的特纳讲座中，森以《生活水准》为题，详细阐释了他个人的思想与斯密“体面生活”论述的关联。生活水准（the standard of living）这一概念原本不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就跟斯密的“体面生活”的概念一样。但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斯密实际上表明，穿着亚麻衬衫体面出现在公众面前，是18世纪格拉斯哥人的“生活水准”的衡量标准之一，当然这也是对于什么是体面生活的具体例证。
近年来，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反思，而不是单纯拜倒在GDP这样的抽象数字面前。单纯的商品拜物教是斯密也反对的，罗卫东在《情感 秩序 美德》一书中通过对斯密不断修改《道德情操论》的分析指出，晚年斯密对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市场经济被异化而导致美德沦丧痛心不已。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将会使财富增长黯然失色。森的学术思想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到斯密的古典传统，对贫富差距和社会公正给予了极大关注，这反映在他一系列对贫穷和平等问题研究的著作中，包括《贫困与饥荒》、《论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等。
总体而言，森认为GNP或GDP一类的数据描绘的增长画面经不起深究。印度由于其人口数量与中国相当，总是有意无意被中国当成一个参照系来比较。1982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NP比印度高出19%，但要让印度与中国的人均GNP的内在信息一致，1960年的时候必须使印度人均GNP比中国高54%。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对那个时期的GNP估计都表明，两国处于相似水平。森由此总结到，数字计算的表面精确性只不过产生了混乱的画卷。生活水准上的成功或失败是生活状况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数字去把握相对富裕程度的问题。对于贫富差距及不公正问题的结论是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总结的，首先我们应该以个人自由是不是扩展来衡量经济增长，其次公正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个人基本能力的拓展。
这本新出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正是森对公正必须依靠基本能力的扩展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对印度文化的一种简单描述。全书共四编，分别讨论了争鸣的传统及社会根源，印度多元文化对争鸣的影响，印度的等级性别种姓制度与政治抗争的关联，以及印度人的身份与理性所蕴含的意义。森认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于捍卫其世俗政治，对于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都是至关重要的。
将印度的争鸣传统置于森的整体思想框架，不难发现，争鸣传统对于民主制度有深远影响，而民主可以极大的避免不公正的公共决策，从而也能极力避免对底层穷人的剥夺，例如避免造成饥荒造成大量穷人的死亡。这对公正平等而言，意义不言而喻。森指出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年，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森的总结是：“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世界之大，概莫能外。”而且在森看来，20世纪的伟大成就中最了不起的是“民主制度”。
从“争鸣-宽容-民主”的构架可以推导出对社会公正的促进，而这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沉默却是公正的大敌。允许争鸣，而不是迫人沉默，这是迈向公正的第一步。森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提到“阿育王的同情”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自己的境况很好，也会因为另外一个人受到了伤害而感到难过。这种同情共感也迫使人们进行表达，而不是明哲保身。通过《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森实际上讲述的是印度人“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故事。这对当下中国，不啻于警世恒言。
“森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为此，他曾经选择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之一。
福利经济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社会公众的生活状况来评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得当。森穷其一生致力于这一研究，并因此而被称作“经济学界的良心”。
通过审慎考察近年发生的重大饥荒的环境条件和形成机制，阿马蒂亚•森指出，饥荒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无消费——这些人的粮食消费权利被废止了！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灾荒年代受苦最深，乃至大量死亡的，永远是在社会阶梯上处于低端地位的人，特别是那些根本无阶梯可上的农业劳动者。
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
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我们不可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统治’，当然更不能等同于少数人包打天下，多数人集体失声的伪‘多数统治。
民主有着必须满足的复杂要求，其中当然包括投票选举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同时也应该保障独立自主和个人自由，尊重法律赋予的权利，容许自由讨论，撤消针对新闻传播和公正评论的政府检查。民主是一种需要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在隔绝状态下运作的机械性规定（如多数人统治）。
‘过去的一百年间的确不乏重大事件。但是比较之下，在20世纪出现的种种伟大成就中，我还是毫无困难地选择了最了不起的一桩：民主的兴起。’
那些反对民主，否认它的普世价值的人，经常拿来当做借口的，倒不是国民缺乏要求——因为这不合事实。他们百般推诿，借以搪塞的最后理由，几乎总是国情不同，不可强求。
所谓国情不同，又常托词民穷，说穷人向来只关心面包，不关心民主。
民主的保护作用恰恰对于穷人特别重要。没有民主制度，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就会死亡。任何巨大灾难发生，其后果绝不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的。通过转嫁，它们几乎总是全部落到了最贫穷，最无助的那一个群体身上。正是这些有着经济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发出声音，以摆脱动辄辗转沟壑的命运。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实际上，穷人不关心民主的话，完全是从统治者及其依附者口中说出的，他们早已捂住了穷人的嘴巴。他们意图用生存之权充抵民主之权。而事实是，抱持此论不肯放松的统治者，很少有谁真心实意，为其底层民众提供过最起码的，合乎人道的生存权。针对国情论者的观点，森的态度坚定而明确：‘民主绝不是奢侈品，非得等到普遍富裕了才需要它！’到了现代，到了今天， 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谓男女老幼，民主已是生民生而必备之物，它已如空气和水一样，为任何个人所不可缺，为任何权势所不可夺。阿马蒂亚·森在中国知名，还在于他有着另一个传遍世界的称呼：‘穷人的经济学家’。有了这个称呼，倒好像经济学家站起队来，有了穷富归属。果有其事吗？试看中国经济学界占据要津的名家都在做些什么：有主张福利制度和最低工资规定纯属多余的；有主张血汗工场能提供就业机会，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有主张改革中损失最大的是领导干部，故应重点补偿的；有称八亿农民和下岗工人为巨大财富，是他们保证了少数人的享乐，故应维持现状的；有主张黑窑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社会发展必得有人（当然包括被骗农民、童工、智障者）付出代价（当然包括血和生命），故有促进社会发展之功的。这些人，倘予归类，恐怕的确非‘富人的经济学家’莫属。所有他们的说法，无一不以无情的经济有其自身规律为立论基础，要求将客观分析与情感流露划分开来。这个说法，我们一直相信。但是，自有阿马蒂亚·森出来说话，我们才知道，事情原非如此。他所研究的福利经济学致力于把道德评价标准应用于经济制度，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在他那里，经济学并不是冷冰冰的‘铁则’，而是可以有人文关怀的。他认为，恰恰是现代经济学狭隘地理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宰的话，致使伦理学的重要性被大大淡化，导致了自身理论上的缺陷。因此，“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互相脱离造成的”。他呼吁：关注真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