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政治与外交》
读书笔记
古老文明的失落
——读《印度：受伤的文明》
广东长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关系学院 2009级本科生龙泽民
本书作者奈保尔爵士（1932-），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32年出生于特里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53年取得学位后迁居伦敦，任职英国广播公司，1957年以《神秘按摩师》正式开始写作生涯。奈保尔的作品以小说和游记为主，两者均获高度评价。代表作有：《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河湾》、《印度三部曲》等。 在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前，奈何尔已收获无数荣誉，如英国最富声望的布克奖、毛姆小说奖、莱思纪念奖、霍桑登奖等。1993年，获颁第一届大卫・柯恩英国文学奖，该奖旨在表扬“尚在人世的英国作家一生的成就”。1990年，奈保尔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
1975年，甘地夫人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关闭国会，对媒体严厉审查，一时间印度政局激荡，奈保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再次进入印度，写下了这本游记。
在写于1990年的第三本游记《百万叛变的今天》中，奈保尔大量记录了与各个阶层人士的交谈对话，自身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记述者隐身其后。而在这本《受伤的文明》中，或许是身历非常时期的缘故，奈保尔的言辞激烈而直接，对印度的现状做了尖锐的批评，结尾更是引用1967年的原文指出，“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其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更迅速的衰败”。对我而言，当看到大约三分之二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未尝不可以当作《中国：受伤的文明》来看，心态立时由旁观转为内省，许多本来模糊的地方，看得也更加清楚。奈保尔敏锐的看到了印度社会中身份认同丧失的问题，西方文明的入侵使得印度的过去在被一点点侵蚀，而这也紧扣题中之意，即印度“文明的失落”。他也看到了新兴的湿婆军，看到他们在用简单的政策和英雄偶像在重新达成身份认同，他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至于历史，则留在了身后。
对于西方文明对印度的侵蚀，奈保尔怀有深深的警惕，开篇即指出，对印度而言，独立的含义远不止是英国人的离开那么简单。独立的印度，其实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印度，纯粹的印度历史早已在殖民历史中消亡。印度不得不借用外国的学术规范才能够理解自身的过去，于是也就同科技一样，其外国根源显露无疑。
在警惕西方文明的同时，奈保尔面对印度文明走向的矛盾态度在这本书中也体现出来。作者对甘地有严厉批评，甘地在人们心中唤醒了“古代情感”、“怀旧记忆”,借此作为抵御英国人的工具，印度被带领着走出了一个黑暗时代，然而却走进了另一个黑暗时代。他鼓励印度人退隐到内心世界，避开现实矛盾，同时又盲目骄傲，看不到真实的世界。这种消极态度的来源，在奈保尔看来，正是古老的印度教。
真正的危机并不是来自于政治方面，也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所有这些危机不过是反映着一个更大的危机，文明的危机。
“但是这个运动所宣称的目标却激励着印度最优秀的青年。最优秀的离开了大学，远走他乡，去进行为无地者和被压迫者争取公义的斗争。他们去参加一场完全不了解的战役。他们对解决方式的了解多于他们对问题的了解，也多于他们对国家的了解。印度人对印度仍然所知无多。人民不掌握信息。历史与社会调查以及与这种训练相伴的分析习惯，与印度传统相隔太远。纳萨尔主义是一场悲剧，是理想主义、无知和仿效的悲剧：中产阶级的印度在经过甘地主义的大骚动之后，已经无力创造出自己的理念和机制，时时需要从现代世界里引介艺术、科学和其他文明的理念，也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次所借用的是致命的东西：别人的革命信念。”
这段话看起来觉得很熟悉，似乎是在描述我们曾经反复提及的一件事情。在愤怒、无奈、麻木之后，奈保尔这段话应当带给我们冷静和力量。
“印度人的自我发育不全，魔幻世界与泛灵论式思维方式靠近表层，印度人把握事实的方式相当浅薄。”“总的来说，印度人和外在的真实之间的关系与西方人不同。在印度，这种关系接近儿童的某个特定阶段，那时候外在世界尚未以分化，独立的形态存在，而是与人本身极其受影响状态紧密相关。它们本无所谓对错，是好是坏，是威胁还是报偿，是有益还是残忍，全都取决于其人当下的情感。”
“种姓和宗教不仅是一种团体，它们彻底地界定了个人。个人从来不是自主的；他永远是其群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有着一整套规矩、仪式、禁忌的复杂制度。每一个行为细节是被规范了的——碗要在早餐前清洗，决不能放在早餐后，要用左手而不是右手进行亲密的性接触等等。关系是有法可循的。宗教和宗教修习（魔幻世界与泛灵论式思维方式）将一切事物锁定其位。对个人观察和判断能力的要求下降了；于是可能产生接近纯粹直觉的生命。”
“人若不能观察，他们就没有观念；他们只有执迷。人若生活在本能的生活里，那就像是一种不断模糊着过去的集体失忆症。”
读到这些分析时，我有似曾相识之感。原来自己周围生活的这样的人也不少呢！他们对外界缺乏客观认知，满足于灵魂的自我想象。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情绪冲动、不稳定，像是迷失在沙漠的羊群，惶惶没有主张。对于神灵和偶像有着天然顶礼膜拜的冲动。这大概不是印度宗教带来的问题，而是标志着人类个性发展的某个阶段吧！
笔者对中印关系没有深刻理解过。读到一段这样的文字：“诚如前印度驻华外交官帕兰杰佩所言：‘德里的大雾是在政治和心理上束缚着印度的人造出的一种雾，这种雾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我们似乎更多的是从想象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而且热衷于让我们自己蒙在陈旧的思想和过时的政策编织成的大雾中。’”
人口的巨大压力导致的结果就是必须使一部分人非“人”化，才能使令一部分人得以享受人的尊严与权利，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毛”曾经想打破这个怪圈，可到结果更加糟糕，最后还得重走老路。传统社会还有“乡绅”阶层来维持农村的有机结构，而当这个结构被打破后，连一知识份子的尊严也无法保证，社会更谈不上发展。而现在经过这几番折腾，这种社会“两极化”农民“非人化”的进程愈加迅速。其结果便是继续制造出一批批的“她者”，台湾是“她者”，香港是“她者”，或者我们自己也已经被认为变成了一个“她者”。信仰的瓦解以及传统伦理结构的解体让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走上了一条畸形之路。没有信仰，政治和社会是永远不可能道德的，这就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切根源。
通过文化批判和反思的方式对印度“可怕的历史”和“荒凉的现在”进行转写和呈现是奈保尔作为一名印裔英国人回馈“母体”的一种方式。这位在加勒比海的岛国出生、受教育于英国的印度人后裔，却保留着印度次大陆人种的相貌和情结，直到而立之年才第一次踏上故土的著名传记作家、诺奖得主，行走于市井街巷，穿梭于政客、商人、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之间，用纠结而复杂的印度情结去感悟、触摸、体会而今印度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静静聆听着印度文明微弱的脉搏。作为印度三部曲之二，《印度：受伤的文明》从更深的文化层面上对印度的历史和现在进行了思考：在经历500年穆斯林统治、150年英国殖民之后，这只受伤的印度孔雀如何从新甘地主义的探索与迷失中突围出来？印度如何从表面意义上的独立迈向纯粹？种姓和宗教与现代化冲突所带来的混乱与惊栗是否给予迷惘中的次大陆人民一条新的出口？
我们说，印度的1947年是胜利的，纯粹的对于自由向往已经跨越种姓而成为一种共识，化作一股神圣而伟大的历量席卷全国——这一年，那个叫英吉利的民族默默地离开，一个新的、自由而独立的邦国崛起在印度洋的中心。然而，当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内核猝然抽身，留下遍地空空如也的所谓的文明的躯壳之时，我们发现，所谓的印度文明也已然千疮百孔了。外族统治使得文化的同一性被打破，文明的内化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逐渐弱化以致消失，外族文明充斥于原有文明的框架之内，融合、变异，使得时至今日，纯粹的印度次大陆文明只能作为文化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而存在了。不可否认，英殖民时代印度社会获得全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现代社会的机能和器官日益完善，以至于独立之后的印度也开始有了国会和法律等等民主机制。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原来的那个的印度在哪？奈保尔灵魂深处体验和感悟到的那个让英国印度社区人们热血沸腾的印度又在哪呢？
20世纪后期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根深蒂固于自己的文明，它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止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家，纯粹的印度在很久前就结束了。随着“紧急状态”出现，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惊栗感了。
当印度伟大的过去，以及文明、哲学和近乎神圣的贫困开始成为印度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真理的时候，这个伟大的民族开始从社会各个角落找寻失落的文明的种子。这其中，或许某个虔诚的印度教老者会因为儿子的异国之恋带来的种姓消逝、混乱而厌弃世俗，走向隐遁：或许某座曾遭浩劫的清真寺在经历了一系列繁复的仪式和典礼之后，再次立起湿婆神、欢喜天的伟崖塑像：或许某个具有显赫种姓的地主大亨在孟买乡再次拓宽家业，然后顺便在油烟四起的厨房里安置一个有大学学历的儿媳;虽然奈保尔对这些文明的碎片不无批判，但这其中所闪现的，无论保守也好、顽固抑或者落后也好，总有些许追觅文明遗迹的影子。
在经历了种种模式、框架的试验之后，我们欣喜地从孟买的都市里嗅到了时尚和国际化的气息，夹杂着南印度洋海风徐徐而来：从班加罗尔科技研发人员的几何级增长里看到了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前进的车轮。然而，当食盐长征和甘地主义一样被人们遗忘、批判甚至摒弃，当新德里行政中心里白色麻衣裹着的不再是有着纯粹的朴实的信仰的政治家而是脑满肠肥的政治掮客，当甘地夫人的政治对手——一名每个毛孔都贲张着纯粹的甘地主义理想的老议员落选之时，抛出那句“这儿不再不道德了，欧洲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已经开始触及我们自己的政治，我们将沉沦”;甘地之后，另一个黑暗年代在印度次大陆降临了。印度，在混乱与信仰缺失的年岁里，每每秒秒都在清醒地经历着稳定表象下的悲苦和残酷。
看到最后，我大脑整个混沌了，作为一名外国人，我无法亲历这种民族和文化的伤痛，也无法在旁观之后为这个真理一样的国度指出一条“革命之路”。我只能这样无病呻吟，在北纬40度流露对这个孔雀现今和未来的一丝关切。
